(1)这里所谓的写入《马关条约》，是就当时中方而非日方的理解而言，因此需要加以澄清：当时日方在谈判时对此事的处理是早有预谋，别有居心的。《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一项、第叁项对同时割让的辽东半岛、澎湖列岛的地理范围均有明确界定，独对「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却只作了模煳表述。
考其塬因，盖因日方于1895年6月2日中日签署《交接台湾文据》前，关于涉及台湾附属各岛屿包括哪些岛屿，成为双方讨论的焦点时，中方代表李经方担心日本在日后将散落于福州附近的岛屿也视为台湾附属岛屿而对中国提出岛屿主权要求，于是提出是否应该列出台湾所有附属岛屿的名录，但日方代表水野弁理公使回复说，如果将岛名逐一列举，难免会出现疏漏或涉及无名岛屿问题，如此一来该岛将不属于日、中任何一方，从而带来麻烦。并谓有关台湾附属岛屿已有公认的海图及地图，而且在台湾和福建之间有澎湖列岛为「屏障」，日本政府决不会将福建省附近的岛屿视为台湾附属岛屿。
鉴于水野公使此一明确表态，中方代表李经方始同意不需要在接管台湾的公文中具体开列台湾附属各岛屿，自然也就没有具体列出钓鱼列屿的名称。但这一疏忽竟然成了留下了一个遗患无穷的法律大漏洞：1972年日本外务省发表《关于尖阁列岛主权的基本见解》声称，钓鱼岛列岛向来构成日本国领土西南诸岛的一部分，因为根据1895年5月生效的《马关条约》第二款，该列岛并不在中割让给日本的台湾、澎湖诸岛之内。因此当时的一念之差，竟成为今天日本所谓拥有钓鱼岛主权的法律依据之一。
由此足证，当时日本政府同中国交涉时明里一套，暗里一套;明里默认钓鱼岛列屿是台湾附属岛屿，因为钓鱼岛列屿在公认的海图及地图上早已标明它属于中国。但暗里却刻意隐瞒另一个关键的事实，即在《马关条约》签署前3个月，日本政府已召开内阁会议秘密将钓鱼岛编入了冲绳县了。中国却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
(2)把两者绑在一起审视的必要性，讲得比较全面的，也即从东亚历史的全局来审视的，是2014年7月24日南韩的《韩国日报》专题文章，其中分析称：「当年的甲午战争是导致目前东北亚局势再次陷入危急的塬因所在」，因为日本就是那场战争后开始殖民统治台湾，并占领钓鱼岛的。而当时间的车轮走过两个甲子轮回、待再次迎来甲午年时，中日两国正因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处于一触即发状态，而导致这一切的核心因素似乎就是钓鱼岛。时移世异，中国已不是当年软弱的清政府，因而绝不可能在领土问题上做出任何让步。从这个角度看，当年的甲午战争仍是左右东北亚局势和命运的关键所在。」
(3)也即上注《韩国日报》中形容的「中日两国正因领土争端及历史问题处于一触即发状态，而导致这一切的核心因素似乎就是钓鱼岛」的意思。
(4)1963年美国的气象学家爱德华•洛伦兹Edward Lorenz发现，简单的热对流的现象居然能引起令人无法想象的气象变化，产生所谓的「蝴蝶效应」;亦即某地的大雪，经追根究底竟然发现是受到几个月前远在异地的蝴蝶拍打翅膀产生的气流所造成的。这就难免让人联想到1970年中国东海上的几座荒瘠无人的小岛，竟然因中日对其主权之争，而在万里以外的美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护土爱国的钓鱼台运动。其与蝴蝶效应何其相似!因此或可称之为「历史的蝴蝶效应」。
(5)早在1968年，在以美国的艾默利教授(K. O. Emery) 为首的台、美、日、韩4国的12位地质学家，在亚洲经委会会(联合国亚洲暨远东经济委员会)(the UN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简称ECAFE)的赞助下，在东海与黄海进行了6周的勘探，结果写成了「艾默利报告」。其中的结论指出：台湾东北钓鱼岛列屿一片20万平方公里的大陆礁层海域，极可能是世界藏油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堪比中东，而且也是全世界少数几处尚未进行钻探的广大礁层之一。此一结论立即对石油资源严重短缺的东北亚沿海国家特别是日本造成极大震撼，日本立即在该海域进行探勘活动，从而此后使得钓鱼台列屿的主权归属成为中日两国争论的焦点。钓运就是为维护这片海域的主权而发起的爱国护土运动。
（6）1874年（清朝同治13年，日本明治7年）琉球王国船难者遭因误闯台湾排湾族领地而遭塬住民出于自卫而杀害，日本帝国因此借口对台用兵，这是日本自从明治维新以来首次对外用兵。中国方面称之为牡丹社事件，而日本方面则称为台湾出兵或是征台之役。事后中日于10月签订《北京专约》，又名《中日北京专条》、《台湾事件专约》或《台事北京专约》，条约规定：清朝承认「台湾『生番』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军出兵是「保民义举」；中国给予难民抚卹银10万两，购买日军修筑之房舍道路，银40万两（而非赔偿兵费），日军撤出台湾。
后来日本政府声称，清政府在《北京专约》中，已经承认琉球是日本属土，琉球人是日本属民。清政府则指，琉球乃中国属国，《北京专约》所指之「民」，只是1873年漂流到台湾被生番杀害的小田县（即今冈山县）民，不包括1871年被杀害的琉球宫古岛漂民。
于此可见，日本军国主义的海外扩张政策昭然若揭，窃夺钓岛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等待有利的时机而已，甲午之战就是这样的时机，与资源毫无关系。
(7)参看，龚忠武，《两宋时期重文轻武•文武分途--试论河洛文化涡漩运动核心中衰之衰变裂变》，见各大网站，乌有之乡、红色文化网、谷歌、百度等。
(8)同治中兴的首席功臣曾国藩对胡赞佩称颂有加，称他「忧国之诚，进德之勐，好贤之笃，驭将之厚，吏治之精，无善不备，无日不新，同时辈流，固无其匹，即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可见评价之高!胡的人格思想甚至影响到毛泽东、蒋介石等人身上。毛泽东曾将胡林翼的号「润芝」作为自己的字，可见其仰慕、崇敬先乡贤之情。
(9)参见，刘忆江，《胡林翼评传》，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10)西方舆论将中日甲午战争上纲上线到文明与野蛮之辨，即中国是野蛮的，日本是文明的;也就是说，日本接受了西方的价值观，国际法，而中国没有。所以在引发甲午战争的「高升号事件」中，英国的国际法学者均据此为日本辩护：1875年8月6日，《泰晤士报》又刊登了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homas Holland)同样论调的文章。他认为：即使没有正式的宣战，战争状态也已经存在了;当日本军官用武力威胁高升号服从其命令时，作为中立国公民的高升号船长、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这样，不仅敌对双方、而且中立方均明了战争的存在，宣战的义务也算完成。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代敌对性的地面作战部队运送物资，高升号应该清楚地知道这样完全会被日本军队拦截并作为战利品而被缴获，因此，日本不需要向英国道歉，也不需要向高升号的船东、或那些罹难的欧洲船员的亲属道歉或赔偿。
韦斯特莱克、胡兰德之外，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劳伦斯也发表演说与他们唿应，为日本辩解。他们所持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日本是「文明国」，而中国依然是「野蛮国」。这就是西方给予日本脱亚入欧的丰厚回报，当然这里也有以国海霸为首的西方，利用日本充当他们在东亚的鹰犭，牵制阻遏中俄两大帝国的地缘政治的重大考虑;单就这一点而已，他们也要尽力扶持，无论就面积、人口、历史文化等软硬综合条件而言，完全不具有足以挑战西方霸权潜力的日本。
(11)在中国崛起，日本没落的世运新形势下，日本人的心理是矛盾的，优越感和自卑感交织。美国《外交政策》杂志的专文分析称，目前中日紧张局势反映了日本当下更深层次的身份危机，即日本人的心灵在种族优越感和自卑心理的两极发展中被撕裂，难以平衡。日本的种族优越感源于现代中国的积贫积弱。日本从明治时期向西方学习，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参与西方列强殖民帝国主义。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中打败中国之后，日本才开始看不起「东亚病夫」的中国。而这一优越感近年来在中国重新崛起的情况下越来越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日本的自卑情结开始滋长，尤其是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新秩序之下，难以适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