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0月24日,陈仪抵达台北松山机场,从机场到台北,台人万民争先相迎,欢声响彻云霄。在这样热烈庆祝台湾回归祖国的政治氛围下,1946年1-4月,美国陆军情报部却居心叵测地在台湾从事有关台人国家认同的「台湾民意测验」调查。全案由美国驻中国台北领事馆特务副领事柯乔治(George H. Kerr自称葛超智)计划,情报部组长摩根上校(Col Morgan)偕同日人翻译员,访问约300名各阶层各政治派系的台湾人,其结论竟是「台湾人不愿受中国管,而希望美国来管」。接着的同年夏,《纽约时报》与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就与之相呼应,报导称「假如台湾实行公民投票,台湾人首先选择美国,其次选择日本,决没有人选择中国」〔注2〕。
与此美国媒体大肆渲染台湾分离运动同时的1947年10月15日,香港《华商报》台北通讯称,台湾某参政员曾与美国驻台新闻处处长卡度(Robert J. Catto)密晤两个钟头。据当时在场的翻译员透露,卡度当时称台湾的归属尚未正式确定,台湾人如愿意脱离中国的统治,美国可以帮忙,台湾人如愿意接受美国托管,可以提出希望条件及托管期限等语。该参政员未表示任何意见,仅称俟试探其他士绅意见后再论。事后,该参政员曾与一些士绅在北投、草山(今阳明山)等处,频频与美方人士会面,惟会见内容无从获悉;面对美方「托管运动」的分离攻势,斯时上海、南京、北平、香港的旅外台胞,均发出抨击「托管运动」的声明,旅沪台湾同乡会会长还特为此广播。国府台湾情治机关也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并向国府呈报称,此一分离运动的牵线人是美国新闻处处长卡度〔注5〕。
1947年9月底,黄纪男与廖文奎二人在南京,拜会中文说得很流利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请求支援台独。身为我国邦交国大使的司徒雷登居然鼓励道「台湾独立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但值得奋斗(The Formosan independence is a long and hard way、but worthwhile to struggle)」。黄纪男旋游南京旧城等名胜古迹,但见南京一片衰颓景象,秦淮河畔夜时一片漆黑和破败,明孝陵前则小乞丐成堆,衣衫褴褛,故印象深刻。返台后,因感风声鹤唳,乃决心离台。同(1947)年12月23日清晨六点左右,作为邦交国驻我台北新闻处处长的卡度,不但协助黄纪男偷渡,还亲自陪行至停泊在基隆港的美国台湾救济分署渔船,介绍黄纪男予该船的挪威籍船长,偷渡香港
1948年春夏,以司徒雷登大使为首的美国驻南京大使馆,强烈建议国务院要及早因应中国内部即将分裂的情势,并提出有效对策,让中国各地可能陆续出现的「区域性政权」有能力对抗中共势力,以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力。当时美国驻华外交官员及军方情报单位,并付诸具体行动。例如1948年3、4月间,美国驻我新疆迪化领事包懋勋(John Hall Paxon),奉美国国务院之命,偕随译及同仁,遍访南、北疆各重要城市。期间除会晤汉族军政首长与少数民族政教领袖外,居然还播放有维吾尔文翻译的影片及展览海报,向我国边疆民族宣扬美国的强大、民主与友善,复于6月续访东疆与甘肃河西走廊,并将此行成果密报华府。同年上半年,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简称中情局)曾秘密交付约三百盎司的金条,给此时返美述职的驻我国新疆迪化副领事马克南(Douglas Mackiernan、通晓一些俄语、蒙古语及哈萨克语),用以收买中亚新疆地区的哈萨克族、白俄罗斯族与维吾尔族;当时中情局驻北京的另一名特派员贝赛克(Frank B. Bessac又称白智仁),则负责直接与内蒙古德王秘密接触。美国驻华大使馆则藉1948年5、6月国府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的机会,秘密接触来自我国西北边疆的政治人物。前宁夏省主席马鸿逵在其回忆录中就提及,斯时司徒雷登就秘邀他至其大使官邸私晤,明白告以华府愿对宁夏当局提供包括军事援助的任何可能协助。
1949年2、3月,美国军方暗中出资,由总部设于兰州的「国际物资供应公司」(International Supply Corporation)出面,购买二千多只卡宾枪,及三百多箱其他各式军火,并以美国空军陈纳德将军(Claire L. Chennault)所主持的「民航空运大队」(Civil Air Transport)所属机队为掩护,从上海紧急将该批武器运往马步芳的西北部队。4月初,陈纳德亲自飞往青海省会西宁,与马步芳等会晤,旋赶返华府,向美国国务院高层报告中国西北最新政情,并强调应迅予马步芳等军援,以确保内蒙古、宁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中国西部省份之独立性。国务院旋于4月22日为当时中国西北政情召开一次特别会议。紧接着,一项专用于支援「大中国地区」(general area of China)境内「非共」(non-Communist)非汉族(non-Chinese)如哈萨克、内蒙古、回族与藏族的「军事援助方案」(Military Assistance Program、MAP)法案,立即送往国会审查并迅速获得通过。此时,美国中情局驻广州特派员梅兹(Raymond Meitz)与德王秘密接触,告以MAP法案即将通过,德王所主导的西蒙自治政权可获援助。德王一行于同年7月自广州飞回宁夏定远营后,在该地又获贝赛克的类似保证,故信心满满,乃于8月10日宣布「蒙古自治政府」正式运作。
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 Truman)下令向西藏当局提供一批可供发报用的发电机。西藏当局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协助下,利用这些设备成立「西藏广播电台」,散播藏独舆论〔注9〕。同年春,美国驻印度大使亨德森(Loy Henderson)就建议美方,如果毛泽东的军队在中国获胜,美国就应准备将西藏视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注10〕。1951年3月,亨德森大使与达赖喇嘛的私人教师哈里尔(Heinrich Harrier)会晤,讨论达赖喇嘛出走事(哈里尔是奥地利人,在藏七年,曾利用现代技术为美国绘制了拉萨及喜玛拉雅地区的地图,并经由中情局特务贝赛克携出西藏,交给美国驻印度使馆)〔注11〕。
1950年11月,十四世达赖喇嘛出走亚东。1951年5月,西藏代表在北京与中央签署「十七点协议」。是时,美国驻印度新德里与加尔克答的外交官,却努力说服当时人在亚东的达赖喇嘛,离开西藏,流亡海外。当时美国向达赖喇嘛开出包括重新同意支援西藏在联合国的提案,在可能情况下设法提供军事援助予西藏,派遣密使前往印藏边界与达赖喇嘛的亲信联系,承认十四世达赖喇嘛为一「尊贵的宗教领袖与西藏自主国的元首」(an eminent religious dignitary and head of the autonomous state of Tibet),以及在印度与锡兰(今斯里兰卡)拒绝提供政治庇护时,收容达赖喇嘛及其流亡政府等西藏分离我国的条件。但因种种因素,当时达赖喇嘛仍决定返回拉萨。这并未意味着美国的全然失败,因为在达赖喇嘛决定返回拉萨前夕,在美国的暗中支援与协助下,达赖喇嘛兄长土登诺布经印度前往美国,另一位兄长嘉乐顿珠,斯时(1951)就与中情局签订协议,最初为该局收集情报,后来则策划游击战。日后,嘉乐顿珠与土登诺布二人并经常往来于美国、印度与台湾之间〔注12〕。及后,美国支援西藏武装叛乱,1957-61四年间美国中情局不但对西藏空投武器、弹药、粮秣、药品等物资就超过250吨,甚至将西藏康巴族人(Khambas)送往美国本土科罗拉州丹佛附近高山陆军的海尔营(Camp Hale)受训,再空投西藏〔注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