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际均将军：日本，一个强盗之国！

成吉思汗

李际均将军：日本，一个强盗之国！

李际均  2013年4月25日


　【作者简介】李际均：战略学博士生导师、陆军中将，现已退役。1950年底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1951年春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先后担任师、团司令部参谋，军事科学院研究室主任，陆军师长、军长，机械化集团军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88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担任中国《孙子兵法》研究学会会长、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北京大学兼职教授。


日本民族有其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自然、虔诚、勤劳、单纯、顺从、忠实、不信来世，但他们缺乏理论思维，从属性强，派阀影响重，岛国根性，易走极端，对本民族以外缺乏同情心。

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初的国家政策，是谋求国家的统一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不久便发生了畸变，走上了疯狂侵略扩张的道路。1874年入侵中国台湾，1875年侵略朝鲜，1879年吞并琉球。19世纪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究其政治和文化上的原因，日本贵族领导的目上而下的改革，很容易把统治集团的扩张政策通过御用文化变为社会思潮;加之日本缺乏深厚的哲学文化传统，只有比较原始的神道教是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

明治维新进行了资本主义改革，然而却是在“王政复古”、“尊王讨幕”的口号下进行的，确立并强化了日本近代专制主义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的国教地位。天皇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的核心。“国家神道”把崇拜天皇与奉行军国主义结合成一体，这是近代天皇制国家权力的宗教文化基础。它极力鼓吹“皇国精神”和“皇国之道”，说日本民族是“天照大神”的后裔，应当统治世界，并使这种充满宗教迷信的理论，成为支配日本民众的思想武器，并为军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政策所利用。

日本明治时期战略文化的代表是福泽谕吉。他和普鲁士的特赖奇克有异曲同工之处，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日本近代文化的缔造者的福泽谕吉，晚年却成了一个狂热的军国主义者，主张侵略朝鲜，进攻中国。他说，“自己去压迫他人，可以说是人生最大的愉快”，要“直陷北京城”，“蹂躏支那帝国四百余州”。当时日本的有识之士就指出福泽谕吉的主张是“企图变日本为强盗国”，“必将为将来遗留不可挽回的灾祸”。后来的发展果真如此。体现福泽谕吉后期政治、哲学的便是武士道精神。它深印在许多日本人的头脑之中，达到其权力和影响所及的社会各个层面。

武士道起源于日本镰仓幕府，后经江户时代吸收儒家和佛家的思想而形成。最初，武士道还是倡导忠诚、信义、尚武和名誉的。但作为封建幕府时代政治的产物，它吸收的是儒教和佛教的某些表面的东西而不是它的真谛，儒教和佛教所不能满足武士道的那些东西，都由神道教充分提供了。中国的儒学传人日本后，儒学中固有的民本等进步因素发生了畸变，代之以对“万世一系”天皇的绝对无条件的忠诚。森岛通夫说，“如果说中国的儒教是以‘仁’为中心的儒教，那么日本的儒教就是以‘忠’为中心的儒教”。“仁”是有道德标准的，而“忠”是设有道德标准的。日本神道教是多神教，不论好人坏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其信念基础就是不分是非的。因而武士道在人格上容易导致极端的两重性：自狂而又自卑;信佛而又嗜杀;注重礼仪而又野蛮残暴;追求科学而又坚持迷信;欺压弱者而又顺从强者等等。家永三郎评论武士道精神时说，“他们缺乏尊重人的生命的心情，满不在乎地残害生灵，具有强烈的非人性的一面。”欧洲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中世纪留下骑士阶层便投入到教会门下，从此销声匿迹。

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作为封建制度的宠儿的武士道，在日本法西斯军队中得到安身立命之地，成为帝国主义侵略的忠实工具。武士文化是一种虚荣的、暴虐的幼稚文化。武士道本来就是武士争雄天下，崇尚杀戮的非人道伦理观，把军刀当作勇敢与地位的象征。特别是“武士道就是对死的觉悟”，这种思维方式与狭隘民族主义和扩张政策相结合，就把非人性和反人道发挥到极端，变为虐杀狂和自虐狂。虐杀狂的表现就是对别国人民的侵略与屠杀;自虐狂则表现为失败时剖腹自杀并逼迫伤兵和民众自尽。而这正适应了日本统治集团实行军国主义政策的需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使用最原始、最野蛮、最残暴的方式虐杀中国人包括老弱妇孺达2000万人之多，另有1500万人受伤，尤其是对中国妇女和儿童的残杀更是令人发指。崇尚武士道的日本侵略军在这种虐杀中体味到“人生的快感”。所有读过日本侵华暴行录的人，都不免要发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残忍、如此灭绝人性?根本的答案只能从国家政策和战略文化中去找。

日本这种疯狂的侵略扩张和残暴的战略文化并没有外部逼迫的条件，完全是自我培育的民族意识的怪胎。从旧武士阶级分化出来的资产阶级化的“士族”，成为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上层领域的主导力量，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犯，大都出自这一阶层。他们是实行军国主义的主要社会力量。日本学者指出，“像这样没有间断地从战争走向战争的国家，近代世界历史上，除日本而外，找不到第二国。””美国学者也指出， “日本从来不是令人信服的和平主义。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用这两段话概括日本的近现代史并不为过。

日本的大陆政策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16世纪后半期丰臣秀吉统治日本的时期。这时，丰臣秀吉处心积虑地要以武力在亚洲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大帝国。为此，他曾制定征服朝鲜、占领中国，进而夺取印度的侵略蓝图，并于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侵略朝鲜的战争，但均未得逞。然而他制定的政策却是日本近现代战略文化的根源。 1823年佐藤信渊写了《宇内混同秘策》，明确把侵略中国的东北作为第一目标。明治维新后，每发动一次侵略战争，日本军方就把佐藤信渊的书重印散发，作为军人必读教材。1927年的《田中奏折》就是《宇内混同秘策》的具体化。此后日本的战略文化更是非理性主义、法西斯思想横行，出现了被称为军部喉舌的“皇道哲学”和“世界史派”，把侵略行径说成是“世界历史的当为”，虚构“神国不败”的神话，肆无忌惮地侵略扩张，直到日本法西斯灭亡。

日本不像德国那样，有众多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甚至诗人为它的战略文化效力。对于当时哲学文化相对贫乏的日本来说，“皇道哲学”加上侵略扩张的军事战略和武士道精神就等于战略文化。标榜信奉中国佛教禅宗的日本武士道信徒们在南京大屠杀中对寺庙的僧人也丝毫不放过，正说明武士道精神对禅宗教义的扭曲和背叛。美国学者克里瑞说，“大家虽然公认禅宗对于日本文化和人格的影响，但认真研究禅宗对现代日本的影响却几乎没有”，“武士道在精神上和实用上都跟佛教不同……在历史上一向庄严的佛教里掩饰着武士道的某些跟佛教相反的或不属于佛教的因素。”中国原有的儒教、道教和后来传人的佛教思想，在中国所产生的影响是仁爱、中庸、平和，而在日本却畸变为好战、虐杀、轻生。一棵古老的东方智慧之树结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果实。这便是战略文化的分野，而这分野是有深刻的历史和哲学原因的。日本近代启蒙思想家中江兆民说过：“日本没有哲学”，“没有哲学的人民，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没有独创的哲学就降低了一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正是由于哲学的贫困，所以日本难以产生一位世界级的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和大战略家。

中国则不同。中国在发展兵法的同时，也发展了哲学，也就是说，中国的军事理论始终没有脱离它的哲学基础。而日本武士道却始终没有脱离它的神道。日本神道教是摈弃一切永恒的道德观念的原始宗教，它只能使武士道的残暴无所顾忌。连热情歌颂武士道精神的日本思想家新渡户稻造都承认：“对于我国国民的缺点、短处，也要公允地承认武士道有着很大的责任。我国国民所以缺乏深邃的哲学的原因……应溯之于武士道的教育”。但他不会想到，他讲这话的几十年后，日本人民为此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更给亚洲人民带来多么深重的灾难。

l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从严格意义上讲，日本并不是无务件投降，而是在保留天皇制国体和天皇不受审判的条件下的投降。由于美国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并包庇大批日本战犯，继而又受到美国冷战政策的庇护，日本法西斯战略文化和皇国史观根本没有受到认真清理。日本的全部战争罪行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受到起诉，诸如细菌战实验(这是日皇裕仁亲自批准的)、大规模性奴役等，根本没有涉及。麦克阿瑟甚至指示其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员精心篡改东京战争罪行庭审证词，以免牵连天皇。这样包括天皇在内至少有50名应当判处绞刑的重要战争罪犯受到庇护，从而为日本右翼势力抬头埋下祸根。”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争罪犯，德国的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千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而日本的东条英机等在就刑前却狂叫：“天皇陛下万岁”。同样是政府首脑，德国从阿登纳到施罗德，历任总理都明确承担历史责任。1951年9月，阿登纳就纳粹杀害犹太人的罪行发表声明说，“这种无法形容的罪行都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因而德国人民有责任作出道义和物质上的补偿。”1970年12月，德国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犹太人纪念碑前下跪向波兰人民谢罪。欧洲国家和民间组织对纳粹的查处也是比较认真而彻底的。

在二战中曾做过对不起别国人民事情的奥地利、匈牙利、瑞士甚至法国，都进行了深刻反思，向有关国家赔礼道歉。这种反省促进了欧洲的和解。反观日本，其历届政府要员却不断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丑剧，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等等。50年前，日本投降之初，《朝日新闻》发表文章说，“过去的态度使我们几乎一无所获而损失惨重，我们必须抛弃它，采取扎根于国际协调与爱好和平的新态度。”半个世纪过去了，事实表明，日本的战略文化不但没有从这个起点前进，反而倒退了。1995年，日本《财政界》登载(重新思考昭和之战》一文，提出日本应当从东京审判这种“定罪史观”中摆脱出来，“重新思考那次战争的意义。”更有甚者，1995年8月15日，即日本战败50周年之际，由日本105名自民党议员组成的“历史研究委员会”精心策划出版了《大东亚战争的总结》一书。这本书胡说日本发动的太平洋战争是“自存自卫”的“解放战争”，说东京审判是“胜者的复仇仪式”，说侵华战争是“维护正当权益”，完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罪行，说反省和谢罪是“思想犯罪”等等。

为此，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提出修改历史教科书，把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制造“南京大屠杀”、实行“三光政策”，以及“慰安妇”等内容删除。日本“新历史教科书”必将误导青年一代，影响日本未来的政治走向。日本还准备加紧修改1946年公布、次年实行的和平宪法，重点是修改第九条关于“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修改这个条款的目的是十分明显的，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日本修改宪法之日，就是军国主义开始复活之时。

1996年11月28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和外交部会决定要求外国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参拜靖国神社，那里面供奉着东条英机等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甲级战犯的牌位。作为日本执政党的自民党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对全世界特别是曾被日本侵略过的国家和人民的公开污辱。日本从1874年到1941年共发动9次侵略战争，从来没有作过反省和检讨。难怪有良知的日本人士说，日本是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日本的亚洲邻国和人民在严重关注和强烈谴责的同时，正警惕地注视着日本自民党还要走多远。这里借用德国前总理科尔的一句话：“回避历史的人民是没有希望的人民”。一个没有清洗自己历史罪恶的国家，对于未来是没有免疫力的。日本对其二战侵略罪行如果没有正确的认识，如果不能从思想上彻底与侵略的历史决裂，就不可能得到受害国和世界人民的谅解和尊重，那么它最终也不能成为对世界发展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大国。如果日本执迷不悟，复活军国主义，那么它必将又一次成为战争的策源地，最终受害的依旧是日本人民。

成吉思汗

世界各国为国家捐躯牺牲叫人叫烈士，纪念碑叫人民英雄纪念碑；侵略他国屠杀他国人民而死它供奉为神，是丢人现眼的大事，日本国政府却把他们供奉在一个地方就靖国神社。也许意思就是下一代要代代当强盗、去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