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走出太行的最后一站

闫桥

朱德走出太行的最后一站


闫 桥 / 文

还是在2012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去了一趟晋城市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那天正逢村里赶会，也是这个小山村各家各户都铺了水泥路，新建了办公场所，新修了戏台，所以要大摆宴席并唱大戏三天，好是一番热闹。也就是在这次对小太行山村淳朴民风的体验中我知道了紧挨戏台北边的这个不大的院子就是朱德当年曾经住过一晚的地方。

我记得那天和我同去这个村的一位外当干部朋友说，村里有位老同志一直要嚷着上舞台讲讲话，后来这个人确实上去讲了，而且慷慨激昂，重点就是讲了朱德曾在抗日战争年代在傍边这个院子住过一夜，还说朱老总有一首非常著名的诗——《出太行》就是在这里写下的。那天晚上他讲话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

这不，前几天这位老人又写了一篇纪念朱总司令路驻堆金洼74周年的文章想让我改，对这事我不敢怠慢，赶快通过网络查阅相关文章，首先查到了《党的文献》上的这一篇：

1940年5月5日，朱德创作的七绝《出太行》。

1940年，朱德离开八路军总部由太行山返延安，中途去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会谈团结抗战问题。5月5日，他夜宿河南省济源县刘坪时，创作了这首七绝《出太行》：“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在诗前，朱德还题写道：“1940年5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

其时，抗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国民党顽固派无视抗战危局，掀起反共高潮。对于国民党方面制造的摩擦、反共氛围，中共给予了坚决回击。但同时，朱德又提醒大家：大敌当前，要“防止单纯军事观点、图快一时的盲目行动”。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也明确宣布：坚持国共长期合作抗日的方针不变。“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就是号召国共两党要团结抗战，以连天的烽火告慰同仇敌忾的全国抗日军民。《出太行》一诗，正是朱德在外敌入侵面前胸怀民族、忧患祖国的心声展露。

后来，周恩来把这首诗稿带到了重庆，并将其发表于7月24日的《新华日报》上。这首满怀团结抗战情感的诗一经推出，立即引起共鸣，传诵酬唱，接连不断，激励了无数抗战志士。

——大家看清楚了，这篇文章说的地址是在河南省济源县刘坪，这绝对令我吃惊。

再看到2013年《太行日报》星期刊《经典晋城.红色印记》，也是介绍此事的。虎踞龙盘的太行山，历经金戈铁马烽火硝烟的洗礼，留下了一代开国将帅叱咤风云的足迹，也留下了一首首镌刻在中华民族诗碑之上彪炳千秋、让后人无限追思与敬仰的诗词华章。

群峰壁立太行头，
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
此行当可慰同仇。

这首著名的抗战诗作七绝，正是出自“红军之父”朱德总司令之手。其诗昂扬向上，雄浑壮阔，犹如高山一样挺拔，宛如怒涛一样澎湃，激荡着时代的风雷，一派力拔山河秦雄汉风的大气象。

朱总是军人，也是诗人，有着统帅三军的大智大勇，也有诗词创作的才气。朱总在抗战期间创作的诗词有30多首，其中6首创作于太行山上。

那是1940年的春天，朱总指挥八路军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但仍然面临着一个与国民党部队和平谈判的问题。朱总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回延安途中，赴洛阳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4月25日，朱总和总部直属队政治处主任、康克清在国民党中
央执委、高级参谋王葆真陪同下，带着延安电影团的徐肖兵、吴本立等从武乡县王家峪驻地出发，经平顺到壶关郭家坨村，就国共双方在太南的“划界”问题进行磋商，并取得了一致意见。两天后，朱总进驻陵川城北13华里的南坡村。翌日，驻陵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率一部分文武官员和随从到城北10里的杨寨村，将 朱总司令一行迎接入城，热情款待。朱总在陵川县城住了五天，会见了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等国民党上层官员，谈了统一战线共同抗战等事宜，还到崇安寺给国民党举办的五县党政训练班作了抗日救国的讲话。特别对“十二月事变”中我方人员与抗日群众被四十军等国民党军队逮捕一事，同二十七军进行了当面交涉，要求予以释放。并亲临监狱，对在押的人员公开说：“谁是共产党、八路军，
马上站出来！”立即有王养民等十余名已经暴露身份的我方人员站出来，被朱总营救出狱，回到了我方。

五天之后，朱总率部登程，国民党二十七军的党政官员进行了欢送。朱总离开陵川，经晋城、
阳城、济源南下黄河到洛阳。当他路经八路军通向延安的“红色兵战线”阳城析城山顶时，遥望天际之下的黄河水，想起两年零三个月一起日夜战斗的太行人民，此时此地内心的激动难以平息，遂将蕴藉在胸的忧国忧民感怀而发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5月5日，朱总抵达黄河北岸，伫马回首，这里是太行山的尽头，面对一泻千里滚滚南去的母亲河，抗战的使命、民族的责任与太行军民患难与共千秋大义的情怀涌上了心头。此情此景遂又作下“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当晚，夜宿济源刘坪村时挥毫留下了
这首著名的诗篇《出太行》。

随后，5月9日朱总到了洛阳，经与卫立煌谈判达成协议，作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太南退军”，打击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进一步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为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求同反顽”奠定了和平的局面。

古往今来，大多将帅对于亲身征战的沙场情有独钟，每当离去时，往往赋诗抒怀。朱总的《出太行》壮怀激烈，气壮山河，既有东坡的旷世，又有岳飞的报国 ，其诗充满着革命的英雄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之光，质朴且亲切，炽热而豪放。

多年后一生戎马生涯，宽厚仁慈的朱总为在太行山所取得的胜利而感慨：“一靠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二靠八路军三个主力师；三靠太行山的人民群众。真舍不得，舍不得离开太行山！”

如今，重读朱总《出太行》，倍感词铿锵、句旷达、字伟岸、境天成。正如毛泽东的题词：要学习朱总司令“度量大如海，意志坚如钢”。这首《出太行》，不仅形象地描述了八路军同仇敌忾，浴血太行的历史，而且真实地再现了老区太行太岳儿女热血铸中华、民族大义雄的历史和气节。

——从这篇文章看朱德写下此诗作的地址就是小住一晚的刘坪。

我还查到一篇记录叶剑英元帅在抗战时的重庆看到朱德《出太行》一诗后即兴唱和的故事。

　　将军莫唱大刀头，

　　沦陷山河寸寸收。

　　勒马太行烟雾外，

　　伊谁与我赋同仇。

此诗前面有个题序：“1940年5月，经洛阳去重庆谈判，中途返延安。是时抗战紧急，内战又起，国人皆忧。”从朱诗这个题序可以知道，当时抗日战争已进入第三个年头，朱德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挑起内战的阴谋，特意从太行山区抗日根据地出发，准备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刚到达西安，因日本侵略军大举围攻我晋西北根据地，并进逼陕甘宁边区，又决定返回。在延安停留时作了这首诗。

当时在重庆协助周恩来领导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叶剑英辗转读到这首诗以后特作诗奉和。朱德阅后，备加欣赏，亲笔抄记下，落款：“录剑英和余诗。朱德。”

从这首和诗里，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坚定的立场、博大的思想和宽厚的胸怀。对敌人充满仇恨，对抗日的将领和广大军民则奉献出由衷的热爱。

这篇文章说朱德的这首诗是在延安写的，看来不是经历者这事还说不清了。让我们再看下一篇：泽州县堆金洼（或刘坪）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最后一站。也是来自《太行日报》红色印记。

（原来）堆金洼与刘坪曾合为一个村
　　
那么，既然朱总司令住的是堆金洼村，为什么《朱德传》中记载的却是紧挨的刘坪村？
　　
这有两种可能：
　　
其一、朱总司令住堆金洼村时，堆金洼和刘坪是一个村，统称刘坪；所以，朱总司令住的是堆金洼，而《朱德传》中写的是刘坪。
　　
对此，堆金洼原村长、现年66岁的时来智作了说明，堆金洼村和刘坪村的确曾是一个村，对外称刘坪村。
　　
时来智证实：土改时，其父亲时新云曾是堆金洼分村在刘坪村农会组织里的3名干部（另两人分别叫时新清、时来章）之一；据其父亲讲，一直到土改时，刘坪、堆金洼都是一个村，1955年走初级社时才分成两个村的；1956年走高级社时又合成一个村，1958年又分开。
　　
其二、接待朱总司令时在国军师部堆金洼，而夜晚朱总则秘密入住刘坪，师长让堂屋只是国军为朱总安全起见专门使的障眼计谋。
　　
朱总司令出太行时，除奉中共中央命令与卫立煌谈判外，名义上还有赴重庆向蒋介石汇报八路军抗战的任务，同时朱卫两人在晋城又达成和谈协议，在这样的大形势下，沿途国军对朱总的接待、护送本来就丝毫不敢大意。堆金洼驻防的这个师可能由于朱总与卫立煌的密切关系受到过卫的特殊命令，在朱总5月4日夜过日军封锁线时，居然派一个营到远离师部二三十里，日军封锁线西侧的马街村整夜迎候（3），当朱总司令来到刘坪一带后，在师部驻地——堆金洼接待，具备最高规格、最好条件、最易安保、最方便可行四大优点，这是一般人都认为的常识，但师部驻地离日军据点不过三四十里，加之有敌特活动，为确保安全，国军师长施了“障眼计”。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虽然很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
　　
“济源刘坪”就是今泽州县堆金洼（或刘坪）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看看今天泽州县的刘坪、堆金洼是否就是《朱德传》中的“济源县刘坪”了？
　　
事情巧的很，在堆金洼村，被调查的村民都说本村堆金洼和周边的万欠、核桃园、刘坪、圪丁、及远一点的衙道等许多村曾归河南济源管辖。
　　
笔者就这一问题在堆金洼、刘坪、伏坪、衙道、马街等村大范围展开调查，得到了肯定的结论。
　　
刘坪村80岁的王发财、80岁的王永堂、衙道村80岁的时兴栋，马街村87岁的马正瑞等都能证明。他们特别说明，在衙道村是以衙道村中的桥为界，桥南归济源管辖，桥北归当时的晋城政府管辖。
　　
目前，我们没有搜集到堆金洼、刘坪等地在1940年“朱总司令出太行”时归济源管辖的具体时间记载等直接资料证据，但根据现有线索我们完全可以推定：1940年五月初，朱总司令出太行时，堆金洼、核桃园、刘坪及稍远一点的衙道等周边一些村都属河南济源管辖。正因为如此，所以《朱德传》记载“5月5日，（朱总司令）抵达河南济源县，夜宿在该县刘坪”。
　　
这也和晋城1942年6月的抗日政府晋南县的地图（4）基本吻合。在该图上，衙道村与晋豫两地的交界线紧挨着。
　　
在距当年日军晋庙铺封锁线四十余里、距当年国军迎候朱总的马街三十余里的堆金洼村，发现了朱总司令路居遗址和相关“口头流传资料”，而《朱德传》记载的却是和堆金洼紧紧挨着的刘坪村，两村曾经合为一个村并且当年都曾归河南济源管辖，这一连串的地点和线索与《朱德传》的记载绝对不可能只是某种巧合，只能说明一个结论，那就是本文要考证的第三点：
　　
今天泽州县的堆金洼村（或刘坪）就是《朱德传》回延安一节中朱总司令的宿营地——“济源县刘坪”。
　　
堆金洼是朱总司令离开山西前线及太行山的最后一站
　　
网载《朱德传》中相关资料显示，朱总司令离开堆金洼（即济源刘坪）后，即下太行过济源直奔洛阳，并在洛阳和卫立煌进行了又一次谈判，随后朱总奉中共中央命令返回延安。后来被党中央留在陕北延安协助毛主席主持中央工作，一直到抗战胜利，朱总司令都再没有返回华北抗战前线。
　　
由此可见，堆金洼村（或刘坪）是朱总司令离开华北抗战前线时在（今）山西境内的最后一站。
　　
堆金洼、刘坪地处泽州南部下河南济源的要冲古道上，这儿已近太行山的尽头，起伏的群山向南蜿蜒而降。据当地百姓讲，站在这太行山巅之上，向南俯视中原大地，视线好时可以直击黄河。沿古道下行三十余里即出太行山口，用不了半天就可走出太行山了，由此可见，堆金洼也是“朱总司令出太行”时在太行山上的最后一个宿营地。
　　
考证结论

概括本文的考证，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或刘坪）是1940年“朱总司令出太行”时今泽州县境的最后一站；
　　
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或刘坪）同时也是1940年“朱总司令出太行”时进入当时济源县境的第一宿营地；
　　
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或刘坪）是朱总司令离开华北抗战前线时在今山西境内的最后一站，也是朱总司令离开太行山的最后一个路居地。
　　
泽州县山河镇堆金洼村是迄今为止在泽州县境内发掘的第一个具体的“朱总司令路居地”；
　　
以上研究结论，填补了“朱总司令在泽州县活动地研究”的历史空白，从而进一步完善了朱总司令在晋城市以及山西省的抗战活动情况。
　　
通过此文作者们的考证，我对此事已经深信不疑，但对那首诗的具体写作地址还不敢妄断。据我说的这位村里老人时来智所提供的文字看，他也是听村里老人说的，因为他在堆金洼当过村支书，在村里也算得上是一个文化人，所以他有一种责任感，就是要把革命火种星星相传。
　　
据他回忆，2012年陵川有一位叫王晋川的先生（就是上文的作者之一）来堆金洼寻访历史的足迹，访问了3位80多岁的老人，他们是时心君、时来云、时来贵。
　　
时来云回忆说：我记得很清楚，朱德是从山西方向来的，骑着一匹高头大马，随行人员很多，都穿着整齐的灰色军装，有的长枪，有的短枪，全副武装。还有一匹大骡子驮着行李，是5月5日。
　　
时来云老人说：当时我们这里属河南管辖，国民党第九军五十四师就驻扎在方圆几个村里。师部驻扎在堆金洼村大户人家时福和的东铺大院。隔壁西院住的是法官处，西洼村住着后勤处、圪节底住着机械处，刘坪、岭西、龙口、核桃园都住着旅部。师长姓杜，具体名字不记得了。为了迎接朱总司令的到来，国军全副武装，一排两行，从刘坪到小圪梁，一直排到堆金洼村东铺院大门，足有一华里。杜师长率参谋和副官从刘坪村亲自陪同朱总司令，不断握手鼓掌，战士们也一股劲地高喊：欢迎朱总司令光临！直至迎进了东铺大院后才把朱总司令骑的马和骡子拴在院外房山头的拴马石上（现遗址都尚存）。我们几个小伙伴一直跟随者，天黑了也不愿离去。
　　
朱总司令在堆金洼住了一个晚上，杜师长把自己居住的堂屋让给了朱总司令，自己搬到了南屋，现在整个院子还保持着原来的样子。
　　
第二天，朱总司令就骑着马随同部队途经圪顶、青龛，经愁沟走出了太行山。

通过对此事的挖掘，我深深感到了太行老区人民的淳朴，并由衷地为这段红色历史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第一次去堆金洼我为村里的变化而感到激动，还写了篇《堆金洼的春天》，前不久我又去了一趟，变化更大了，建了一个现代化万头养猪场，据说8月份就要出栏了。今年赶会他们没有铺张浪费，就唱三天上党梆子，老书记还是每天在演出开场前一遍又一遍地指着舞台左侧院子说：这就是朱总司令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