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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唤起中华民族的觉醒


导 读

对历史的思索，需要时间的沉淀。

在辛亥百年之际，人们在思考：该如何审视100年前的辛亥革命？

历史学家章开沅认为，评价辛亥革命要看“三个一百年”，即辛亥革命之前的一百年，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以及放眼今后的一百年。这是大视野中的历史，延续的是同一个主题：中国的自强，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复兴。

今天，当中国GDP已跃居世界第二，国际事务上的话语权日益加重，国外舆论争相讲述“中国故事”“中国奇迹”“中国模式”时，我们感受到了自己被世界所认可、所尊重，骄傲和自豪感油然而生。此刻，我们很难体会到100年前，中国人被视为“东亚病夫”时，中国人那种愤懑与不甘的心情。

抚今追昔，感慨万千。当下我们正书写的伟大篇章，与百年前辛亥志士仁人的理想一脉相承。他们未竟的强国梦想，在今天的中国正变为现实。

我们回望百年前的那段历史，思索着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辛亥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

◆一家治一国的皇帝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界标

◆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将清朝政府改称“民国”，无非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是不能小看这块共和招牌，换不换这块招牌区别很大

记 者：如何理解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

林家有：辛亥革命与历次改朝换代是不一样的，过去的农民起义无非是“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推翻一个专制暴政，开始另一个新的专制暴政。这是中国过去2000多年不变的历史循环。而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朝的统治，而且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地开创了民主共和制度，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从此神州大地不再有臣民之说，而由公民取而代之。

辛亥革命的最大意义就是从形式上结束帝制，发生了国体、政体的变更，一家治一国的皇帝不复存在，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界标。从这层意义上说，辛亥革命的历史定位是划时代的，开启了中国从封建帝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大门。

记 者：有人说辛亥革命最终的胜利果实还是被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是失败的，后来的民国无非是竖了块共和的牌子，骨子里还是封建宗法那一套。

林家有：金冲及先生在他的著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中写道，人们常说辛亥革命将清朝政府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是不能小看这块共和招牌，换不换这块招牌区别很大。辛亥革命后，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任何人想搞帝制复辟，想做皇帝，想搞家天下那一套，都是逆时代潮流而动，都是没有好下场的，袁世凯如是，张勋亦是如此。

另外，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觉醒的丰碑。对于中国来说，真正的民族觉醒必须表现为思想上告别传统，制度上接轨世界，行为上合乎现代。这样的觉醒在辛亥革命显示了端倪，并在此后的历史实践中反映了出来。

立宪难道比共和革命更适合中国吗

◆辛亥革命是不是搞错了？历史已经证明它没有错，它对中国的影响是积极的、进步的

◆立宪派的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破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

记 者：现在学术界思想活跃，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没有辛亥革命，而是走君主立宪道路的话，也不失为一种选择。如何评判这个观点？

林家有：对这种观点，我历来不以为然。现在议论孙中山及革命党人要不要发动反清的辛亥革命，毫无意义。不管你支持还是反对辛亥革命，它已经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并且已经造成了推翻清政府、终结中国的君主制度的事实。辛亥革命后尽管出现反复，但它确立的共和、民主和富强的发展方向没有改变，也不可逆转。

辛亥革命已过去了100年，100年前的中国不是现在的中国。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100年前进行革命和改造中国的奋斗，自有其特殊情况，我们今天研究辛亥革命只能力求加深理解，把问题讲清楚说明白，不能教训前人应该怎么样，不该怎么样，不能以愿望代替现实，以改造世界混淆解释世界。否定先驱者的牺牲精神和爱国主义情怀，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对现实对未来都不见得有什么好处，更不是今人所当为。

胡 波：晚清政府为了自救，也准备搞君主立宪，但其目的并不是民主，而是为了帝国基业能够延续千秋，权力抓得更牢了，以至于后来的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宪派立马感觉受骗了，对清政府也离心离德了，转而支持革命。

历史已证明，立宪派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顽固的封建势力是不会拱手让出权力的，必须要通过革命的手段来打破那些盘根错节的旧势力，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形态。从这个意义来说，辛亥革命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应如何理解辛亥革命的低烈度特性

◆辛亥革命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立宪派、旧官僚等都参与其中，没有人愿意为清廷这个腐朽的政权做殉葬品

◆晚清末年，日本情报人员向本国政府报告称，中国即将改朝换代。他的依据是当时社会上革命传言四起，清政府已彻底失去民心

记 者：在回顾百年前的这段历史时，我们发现了以前被忽略的一个现象，那就是这场革命与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的起义相比，死亡人数怕是最少的。除了武昌起义后阳夏保卫战比较惨烈，没有再爆发大规模血腥战斗。有人说辛亥革命其实是一场低烈度的革命，该怎么理解这种现象？

冯天瑜：在辛亥革命过程中，包括革命党、立宪派、清廷官僚等各种势力都参与进来，尤其是立宪派，他们代表了士绅阶层，在地方享有较大的话语权，扮演着“润滑剂”的角色，避免了更大规模流血斗争的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历史合力”的结果，不是某一个派别的“独角戏”。

恩格斯晚年提出“历史合力”论，他认为历史的发展不是由一种力量推动的单向、直线式进程，他认为，历史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辛亥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件，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历史事变。

马 勇：辛亥革命不仅时间短，而且代价也相对较小。武昌首义后，响应独立的各省，有的是靠武装起义打下来的，但也没死几个人，有的则是和平独立，所以说辛亥革命没有造成社会大破坏，没有出现大量流血牺牲的情况。有人干脆就说这是一场“软着陆”的低烈度革命。

低烈度革命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一种民心走向。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各阶层对清政府不满和怀疑的情绪已经达到了一个顶点，各地都在流传着要改朝换代的传言。在山西，民众中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两年半。”一个日本情报人员在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这样说道：“如果向一个愚昧无知的中国人问及国家大事，他会说，‘要改朝换代了’。”由此可见，当时的清廷已彻底失去了人心。这个时候，只要能有一种有组织的力量挺身而出，手举义旗，登高一呼，那么应者云集，清政府的结局自然也就是墙倒众人推了。

记 者：看似庞然大物的清帝国，其实成了孤家寡人，特别脆弱。

马 勇：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么一个历史细节，辛亥革命爆发后，当帝国大势已去时，众多王公贵族、大臣们都是各作鸟兽散，为自己打算，几乎没有殉节的。各省的督抚们，一看情势不大对劲，要么赶紧同意革命，摇身一变成为都督，要么立马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湖广总督瑞澂在武昌起义爆发后，逃到楚豫号军舰上去。清政府勒令其戴罪立功，协助北洋新军平叛。可后来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他也感到回天乏力，一切都为时已晚，索性跑到上海当起了寓公。没有人愿意做这个腐朽政权的殉葬品，大清王朝又能焉保不亡？

帝国柱石为何最终成为王朝掘墓人

◆湖北新军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体，也是主要功臣

◆一方面，革命党人潜伏到新军中去“抬营”，改换新军脑筋。另一方面，科举制废除后大批秀才进入新军，他们容易接受革命思想

记 者：在武昌首义前，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两广一带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主要依靠华侨和会党，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而武昌起义则是新军率先发难，结果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们不禁在思索，为什么是新军担起了这样一份历史重任，他们原本应是捍卫大清国的柱石？

马 勇：这个问题很有意义。湖北新军是武昌辛亥首义的主体，也是主要功臣。湖北新军是清末重臣张之洞用了十多年心血训练的一支近代军队，与袁世凯的北洋新军号称南北两大新式军队。帝国每年都组织秋季会操，湖北新军数次战胜了装备优良的北洋新军。作为帝国柱石，湖北新军关键时刻反戈一击，成为帝国的掘墓人，这是历史的讽刺。

冯天瑜：武昌首义与此前历次反清暴动的最大不同，是湖北革命党人潜入行伍，实行“抬营主义”，掌控了新军，故一夜激战，便能夺取省城。

早在1903年，“湖北革命第一人”吴禄贞组织革命党人在武昌花园山聚会。他们认为，过去的历次起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革命党过于依赖会党，会党聚集起来容易，可组织散漫，一遇坎坷散伙也非常容易。搞革命，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而建立属于自己的武装，最好的办法就是到新军中去运动，让革命党人混迹于普通士兵，借机宣传革命主张，在基层发展势力，让火先从地下烧起来，“慢火炖猪蹄”，一旦举事时是要人有人，要枪有枪。

“抬营主义”确立后，革命党人“以最好之同志，投入军中当兵，渐次输入士兵对满清之恶感情绪”、“以改换新军脑筋为成事之根本”。大批革命知识青年在吴禄贞的介绍下进入新军，因为吴禄贞当时颇得张之洞的器重，又在各军事学堂任高级教职，有着独到的便利条件。革命党人长期埋头苦干，在新军中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策反工作，效果显著，到武昌起义爆发前，湖北新军约有1/3支持革命，1/3同情革命，只剩下1/3顽固地支持清政府。

马 勇：革命党策反湖北新军成功，还有一个客观条件不容忽视，就是新军的成分与旧式军队不一样。过去，常说“好男不当兵”。但这一情况在编练新军时，已开始改变，清末科举制废除后，大批秀才失去仕途通道，只能另谋生路，而参加新军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当时湖北新军中，士兵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程度，会读书识字，正义感较强，容易受到革命思想的感染。

为何毛泽东说研究党史要始于辛亥

◆辛亥革命对早期共产党人是一次思想启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后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汲取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铸就了克敌制胜的三大革命法宝

记 者：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我们研究党史，只从1921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如何理解毛泽东这句评论？

林家有：总的来说，辛亥革命结束了君主专制制度，促进了社会思想的极大解放，民主精神高涨，对早期共产党人是一次思想启蒙，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早期共产党人中的年龄稍长者，许多直接参与了辛亥革命，比如陈独秀、吴玉章、李大钊、朱德、董必武、林伯渠等。以陈独秀为例，武昌起义爆发后，陈独秀与安徽同盟会员一起发动新军响应。安徽独立后，他随即出任都督府秘书长。

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等人的经历，则代表了早期共产党人与辛亥革命的另一种关联，他们当时都还属于学生辈，虽未亲身参与革命，但思想上深受其影响。比如，武昌起义后，毛泽东投笔从戎，成为驻长沙起义新军的一名列兵。

对陈独秀、毛泽东等这些早期共产党人而言，辛亥革命时期的经历和思想影响，虽然只是他们个人成长及探寻救国大道的起始阶段，但却为下阶段寻求更贴近中国国情的救国路径埋下了伏笔。

胡 波：著名历史学家胡绳武先生说过，辛亥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民主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需要有一个能够正确把握前进航向的坚强的革命政党；第二，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第三，需要有一支有共同革命理想和严格纪律的革命军队。

辛亥革命没有具备这三个条件，这是它失败的根本教训。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在吸取辛亥革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铸就了克敌制胜的三大革命法宝。毛泽东在1939年论及此时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

孙中山流亡海外如何成为革命领袖

◆不能因为武昌起义时孙中山不在现场，就认为他与辛亥革命关联不大，他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和精神领袖

◆孙中山革命领袖地位的确立，也因为他系统地提出了革命理论，为中国民主革命制定了战略和策略

记 者：现在有一种说法认为，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命，孙中山大多数时候并不在现场，似乎与辛亥革命关联不大。您是否同意这个观点？

马 勇：这个说法显然是不对的。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确实再度海外流亡。在武昌起义爆发后，孙山中也确实没有很快赶回国内，他甚至在开始阶段并不认为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因为同样的起义已经有过十几次。

随着形势的发展，孙中山的认识在变化，很快他就听从国内同志劝告，在为革命从事一些外交活动的同时，抓紧时间赶回国内，这就为急剧变化的国内形势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使胶着的南北和谈获得了某种突破的可能性。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抵达上海，第二天就拜访立宪派领袖人物赵凤昌，一场推心置腹的谈话使革命党人与立宪党人很快达成一致，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至关重要。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使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急剧变化，此后孙中山与袁世凯在矛盾冲突中相互配合相互妥协，终于达成清帝退位、终结帝制、走向共和的共识。这个过程中，孙中山功不可没。

记 者：孙中山在当时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长期在海外流亡，他的革命领袖地位是如何奠定的？

马 勇：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一批职业革命家。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组织了第一个革命团体。第二年，孙中山就策划广州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因泄密而流产了，却也由此使孙中山这个当时还没有多少人知道的医生大名远扬。

1896年，清廷密令驻英国公使馆秘密诱捕孙中山，聪明机智的孙中山在英国老师康德黎的帮助下获得释放。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媒体都对这个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孙中山也由此成为一颗冉冉上升的国际政治明星，以至于国内无人不知，无人可以取代其地位。此后，孙中山在十几年时间里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没有成功，但直接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

胡 波：孙中山领袖地位的确立，也因为他系统地提出了革命理论，为中国民主革命制定了战略和策略，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等政治路线，以及军政、训政和宪政等革命阶段构想，这些在当时都是先进的理念。

记 者：有人说孙中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您认为呢？

胡 波：孙中山在1896年伦敦蒙难获释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为探求救国真理，广泛接触欧洲各派社会主义领袖人物和风行于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在大英博物院图书馆里，孙中山还研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和《科学社会主义》。他后来创立了“三民主义”学说，里面许多主张都与社会主义的原则很相近。1905年孙中山访问位于比利时的第二共产国际总部，对其领导人说，我要参加你们的党，我的党也要成为第二共产国际的成员。这表明，他对社会主义思想还是比较倾向的。这也为后来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