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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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意识觉醒

(2008-05-07 01:12:52)
    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个词汇的是梁启超。与此相伴产生的，就是“中国”这一现代国家概念。这两个现代概念的提出和形成，可以被视为中国真正进入了20世纪，进入了现代西方文化主导的世界潮流。中华民族、中国概念的提出，既标志着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的过渡，同时也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结合的产物。
    “中国”这一词汇虽然在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现代的国家概念。中国以外的地方，最初将中国称为“支那”，主要的意思是说“产丝的地方”，而不涉及政府、疆域、民族、文化。欧洲大航海时代初期，刚刚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们，几乎都要询问，他们到达的地方是否就是“中国”。但是，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大明朝”，而不是“中国”；人们自称“明朝人”，而非“中国人”。因为，当时的中国，没有几个人听说过汉语之外那个特指中国的称呼，“支那”。“支那”与汉语“中国”的翻译对位也没有出现。西方传教士花了几十年时间才最终确认，他们涉足的地方，就是马可波罗当年到达、游历的地方。
    中国古代也存在大大小小的国家、民族，但是，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的认同高于一切，民族和疆域退居其次。在那时的中国人看来，一个诞生、生活于文化之邦的人，如果去了文化落后的地方，也会被视为“蛮夷”。反之，文化落后地区的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原地区的文化，也会被视为大家族中的一员。这种以文化为主的认同标准，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对于疆域的概念不是非常明确。另一个结果是，对于不同民族文化的自然、自愿融合，产生了积极的效果。站在文化最高点的“中国”政府，最大的使命就是天下太平，百姓安居乐业。
    在很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的这种国家和民族概念，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直到西方人出现，现代国家作为一个自私自利的产物，才向中国传统的国家概念发出致命的挑战和威胁。西方人最初来到中国，不管出于什么目的，经商或者传教，中国政府对待他们的态度，依然是遵循天下太平、安居乐业的原则，这种原则也延伸到西方人身上。最初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定居、经商，就是出于这种考虑。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政府当初对于外来者的态度，是站在一个整体的立场上，希望获得整体的安定，而且，这种整体也包括了外来的西方人。但是，这一传统的国家概念，遇到了两个麻烦。一是内部。文化的优越性只有在比较之中，在对于其它文化充分了解的基础上，才能确立并获得自信。中国以前对于周边国家的文化自信是绝对的，但是，由于对遥远的西方缺乏必要的了解，这种自信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变成了盲目的自大。第二个威胁来自外部。西方现代国家、民族的概念及形态，实际上是一个小群体在一种强烈的认同感下，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不择手段。同时，西方整体上也有一种自己的文化自信，这两种文化上的自信，必然发生剧烈的冲撞。在这种冲撞中，中国传统文化的绝对优势地位丧失了。但是，这种优势的丧失，并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一无是处。
    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一个重要人物，明确提出了类似西方的民族概念。这个人名叫王船山，生活于明末清初。王船山认为，汉民族的文化只属于汉民族，不属于满族。他参与了抵抗满族入主中原的军事行动，即便在“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严酷命令下，他也没有剃发。地方官员碍于他的巨大名声，也没有对他采取行动，只是装聋作哑。然而，王船山类似现代以血缘划分民族的观念，很快失去了基础，因为满族统治者对汉文化表现出的热情和崇尚，相当大程度上消弭了血缘的差异。
    与西方文化一起来到中国的，除了掠夺、武器、技术之外，还有一项就是明确的现代国家和民族概念。与中国传统的国家、民族概念相比，中国以前都以文化认同为最高原则，但是，现代西方国家是以共同利益为最坚强的纽带。一旦利益发生严重分歧，国家就分裂，一旦找到利益共同点，国家就凝聚。
    中国改变过去以文化为最高标准的、模糊的国家、民族概念，花了较长的时间。康熙时期，清政府与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这一相对公平的条约，使得中国第一次真正感受到现代西方的国家概念。遗憾的是，这一概念是在西方传教士的帮助下实现的，中国人对此还没有明确强烈的意识，也没有强烈的改变动力。鸦片战争之后，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民族意识最早的民间萌芽，然而，洪秀全试图借助西方宗教，由西方来认同民族的平等地位，最终还是失败了。此后，清朝政府的国家概念日渐明确，但是总是没有处理好与之相伴的民族概念。到了义和团运动时，面对民间自发产生的民族认同感，清政府的态度显示出犹豫和摇摆。一方面它希望利用这种民族认同，维护自己国家的利益，另一方面又担心这种民族认同，会伤及它的统治，因为，满清皇族毕竟是一个少数民族。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不久，1902年，梁启超在一篇文章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与此同时，中国的概念，也开始走向现代。此后数年间，梁启超、杨度、章太炎等人多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但是，基于当时比较狭隘的认识，上述诸人提出的“中华民族”都是指汉族。孙中山当年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目标，也是受到同一思潮的影响。这一思潮的源头，就是西方以血缘为基础的民族主义。
    辛亥革命后，黄兴等人很快意识到，纯粹以血缘划分的民族概念非常狭隘，于是，“中华民族”的概念首先变为汉、满、蒙、回、藏的五族共存概念，民国时期的一首国歌也以“五族”为号召。一些有先见之明的地方官员，也以地方法规的方式，禁止商人和官文中出现“大汉”的字样，以示民族大同，化解种族对立。1917年，李大钊针对日本人提出的以日本民族为中心的“大亚细亚主义”，明确提出“新中华民族主义”的自觉，从理论上将“中华民族”涵盖到本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此后不久，五四运动爆发，知识分子理论上的“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概念，深入人心，成为每一个中国人自我认同、民族意识崛起的契机。五四运动后不久，梁启超也改变了自己过去的看法，将“中华民族”的概念扩大为所有民族的共同体。梁启超还富有远见地指出，西方社会自大航海以来，各国崛起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民族主义，因此，要保卫中国不亡，要保卫中华民族不成为亡国奴，只有推行民族主义。也就在这一时期前后，王船山的故乡湖南，一些知识分子成立了一个“船山学社”，王船山的民族主义观念，终于在300年后获得了呼应，其中一个青年名叫毛泽东。然而，这时候的民族概念，已经不是王船山当年狭隘的汉族概念，而是各民族的共同体。
    “中华民族”概念的提出和明确，首先是借鉴了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并没有像西方民族主义那么狭隘，依然保留了中国传统中各民族共存、融和的成分。这一结果成为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要基础，也为中国各民族团结一心，发展现代化解除了后顾之忧。站在历史长河的角度看，“中华民族”概念的明确，也彻底改变了中国传统的一个心态：原先自以为占据文化最高点的优越感，经由“中华民族”的概念，变为与世界各民族平等立足于世界。更主要的是，借由五四运动，“中华民族”概念的确立，使中国人意识到，民族之间的相互平等，不能靠别人赐予，只能靠自己争取。

    如今的中国依然需要民族主义，其中既需要延续传统，保持民族文化的认同，也需要借鉴西方，加强自身利益的认同。民族主义在当今世界，是保护我们自身权益的重要力量。但是，用更广阔的眼光观察世界，我们还应该意识到，由西方酝酿产生、并推广到全世界的民族主义，也导致了为了维护小集团利益，而不顾他人、不顾人类整体利益的后果。因此，未来世界，不同民族的差异依然会存在，不同民族之间寻找并达成共同利益的趋势也将日益重要。对于前者，西方文化已经做到了，而且已经做过头了；对于后者，中国的传统文化，将发挥重要的作用。换句话说，中国人既需要引入西方的民族主义来保护和发展自己，还需要避免踏上西方民族主义只顾自己、危害他人的道路。在用民族主义保护自己的同时，借助中国文化中宽容、共存的传统，力争在各民族之间找到共同的利益点。这将是中国对人类的又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