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随想

闫桥

清明随想


闫 桥 / 文

父亲阎玉英去世的早，1934年生人，三岁日本人就来了，只能四处逃难，到1991年因病离世，满打满算才活了57岁，也算是英年早逝。他作为一名曾经参与了我国城市经济经济学学科建设和研究的先行者来说也算是一个损失。他对我国城市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都收录于我早期的博客（2010、2011），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到我凤凰博客里查阅。

实际上他也是当兵出身，我跟他一样都是炮兵，而且都属于一个军区，不过我混的比他“高”，在军区炮兵司令部宣传处干了两年。他呢，虽然是志愿军却没去成朝鲜，一当兵就是文化教员，然后上了个保定炮校什么的。其实以后的研究和所有的功底，均来自于常年从事的宣传工作中的对马列著作的深入钻研，大家知道，那个年代接触不到别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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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这代人，生活方面的清苦就别提了，但我们生活在城市还算好一些。最近我对我现在生活的城市山西晋城的当地百姓做了些调查，确实是改革开放前就基本没有食用油，经常是用有毒的蓖麻油代替，但就这也没有，大家应该知道那个年代食物是最稀缺的东西了，根本没有什么转基因食品，如果有那肯定是好事。

我母亲就曾经跟说起1960年他们结婚时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她回忆我爷爷也为他们去饭店办了一桌，但他们都没吃一口，回到我奶奶家不知道吃了点什么充的饥，那时候国家要还债，还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嘛，大家都是硬挺着。我母亲说，你爸实在饿的不行就吃颗山楂化滞丸，哎呦，那种感受我绝对能想象到的。

实际上生活上的苦还不是最难熬的，我母亲就说过，在文革运动搞的最激烈的时候，我爸曾经想到跑，最后还是我母亲把他拦住了，她说，全国都一样，你往哪儿跑？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就说过，那时候他俩在太原市手工业管理局技校工作，我爸是创建人，担任教导处主任，文革一开始就是要斗当权派，当然作为数学教师的我母亲也受到了牵连。他们经常住牛棚（学习班），挨斗时甚至往头上浇开水，我母亲也几乎得了精神病，记的有一次独自领着我在人民公园呆呆地望着湖水坐了整整一天。

那时候天天过着心惊肉跳的生活，外面到处是武斗。记得有一天晚上有一帮造反派以为我父亲有手枪，还特意上门闹事，遭到了我们全院邻居的抵抗，算是没把我父亲拖走，第二天他们所在的也不知道是“红总站”还是“红联站”就派了一辆吉普，全副武装把我们送出了太原。那时我才4岁，只是有一点模糊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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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那个年代人们最感到压迫的还是政治的，比如你什么出身什么成分。那时候如果是贫农最让人羡慕，当然雇农更好，说明你根正苗红，如果你是地主富农，那彻底完了，属于黑五类，永远抬不起头。可我们家是中农（定中农的依据好像是农忙的时候雇过短工），但就那也不行，绝对影响你政治上的进步。前几天我那12岁上初一的女儿在学校入了团，就表现好就行，可那个年代不行，首先要看你的家庭出身。我父亲从青年时代起就一直要求入党就是不行，但最后在临死前一年还是如了偿。实际上像他那样搞了一辈子马列的人在现实中竟然一直不是党员，在现来看也算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我父母后来被下放到北城区下属的两个小企业，我爸去了乳胶厂，我妈去了变压器厂，都在我们所住的街道的东西口，目的就是为了离家近，能照顾孩子。现在对我父亲还能回想起来的并不多，一个就是一回家就挽起袖子捅火做饭，再就是晚上写东西，爱吸烟，没有烟就写不了东西。还有就是聊天，几乎每天晚上都有人来，年轻的年长的都有，所以我从小就爱在傍边竖起耳朵听，从他们的谈话里获取了许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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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后来他就被调到北城区工业局政工科，最后太原市市委宣传部要成立社会科学研究所，他才被调入这个单位，也就是在这里的几年，他才如鱼得水，走上了事业的顶点。每天几乎是在家上班，靠投稿也有了一些稿费，而且也见了一些大世面，经常受邀参加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只可惜身体不做主，也许就是早年落下的病根，由常年的咳嗽变成肺气肿，最后转化为肺癌。而且从知道自己得了肺癌到生命终止前的一年住院时间里，还是孜孜不倦，非要把自己的想法写完，以便让后人完成他出书的愿望。但这事一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再过问，我其实早有想法，想继承他未尽的事业，但苦于没有专业基础，同时也忙于生计，不得不流落他乡。实际上这些年在写博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也完全是受了他的感染。实际上我一开始发博文也主要想通过网络传播他的那些论文，我想这应该比出书更具有影响。

现在回想起他们那一代人的生活的确不易，生活在最底层还是整天忧国忧民，跟鲁迅似的。最庆幸的是在晚年他还取得了一些成绩，参加了一些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其中有一次还是世界性的。因为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果，他成为中国城市经济学学会的理事，山西城市经济学学会理事，太原市城市经济学学会副秘书长，担任副研究员，成为山西社科人物。

回顾他的一生，确实能感受到整个时代的步伐。我最近常想，实际上是改革开放才让我们开始真正了解世界，而当时，即便像清朝出现洋务运动，而大部分中国人还处于封建的禁锢和顽固之中，所以失败是必然的。台湾那时候实际上也跟大陆差不多。应该说，中国现在所取得的一些成绩首先归结于思想的解放，这其中，邓小平的贡献最大。

昨天是清明节，我国开始了有三天的小长假，也是第一次，这说明什么？我想这又是中国人自己对自己文化的重新认知和重视，不是有句话——民族的也是世界的吗？我们注意到，我们全民意识都在发生深刻转变，昨天看到一些大的媒体都刊登一些关于祭奠英烈的文章，已经囊括进了台儿庄战役和远征军等那些为国捐躯的“国军”将士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这使我不由地想起毛泽东为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所题写的碑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抗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是啊，清明节我们除了祭奠自己的亲人，更应该怀念那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献出自己宝贵生命的人，我相信，历史一定会把他们永远铭记！国际军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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