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建交后首次军官就敏感话题战略对话

戴旭

中美两国建交后首次军官就敏感话题战略对话
转载 2016-03-25 16:19:13


    如果将来还有历史，今天的世界该被怎么记录呢？美国早已超越了罗马帝国的赫赫声威，而中国却被有些美国人视为新汉武时代；中国人早已彻底丢弃了帝国概念，但美国却装满了脑子 。    另外，美国还在历史上的伊斯兰帝国、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区域横冲直撞、咄咄逼人。    国际军棋

种种场景颇类春秋战国后期列国争雄秦国称霸。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从2012年到2015年，我和马伟宁先生见过三次面，前两次他还是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决策项目部主任（当时其名片上所写职位）、“红队”指挥官，后一次已经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教授了。他是中美两所着名大学的国际关系专业的博士。他经常来中国，而我一次也没有去过美国。但这并未对我们的沟通造成障碍。小小太平洋，在网络时代已微不足道。    我们的对话，往小了说，是两个大国军人学者之间的对话；往大了说，则是两国、两军交往的一个缩影。   

作为主持人的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执行院长王文先生说，这样的对话，在中美两国四十多年建交史上还没有过。在他的“设计”下，我们就“双方共同关心”的中美以及世界几乎 所有重大的问题，都进行了交流。最多的一次谈了两天；最深入的一个话题，近乎摊牌。但气氛始终是“正常”的。而且自始至终没有一句外交辞令，更不用说那些令人生厌的空洞废话了。    从个人角度，我很欣赏马伟宁这位美国同行的学识见解及坦诚。   

比如，关于钓鱼岛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在我们各自表明本国、本军的态度之后，马伟宁先生就主张将钓鱼岛交给台湾。我立即表示同意。    再比如，我建议中美共同管理南海秩序，制止挑衅闹事行为等，马伟宁先生也对我的建议表示理解。虽然我们都不是决策者，但争取共识仍然是有益的。哪怕这共识只在两个人之间产生 ，中美两国、两军需要各个方面的理解。
   
无论是和马伟宁先生，还是后来和白邦瑞先生，我都是一样的观点：中美之间有过战争，也有过盟友状态，能谈就谈，该打就打，这都没关系。    关键是双方不要误判对方，有什么事大家先谈出来，总比上来就打要好。中美关系走到今天，是付出了很大代价的。降低而不是增加维护关系的“成本”是双方战略家的共同任务。习主席就明确地跟奥巴马总统说：中美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不冲突，不对抗。太平洋很大，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    地球人都知道中美关系重要。但中国与美国到底应该怎么相处、相互之间应该是一种什么关系、双方怎么想对方、未来双方会如何、世界会如何？这差不多可以算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难题之一。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为此设一个奖项都是值得的，至少比已有的那些获奖者的意义大多了。    国际军棋

基辛格与毛泽东、周恩来谈过；卡特和邓小平谈过；奥巴马和习近平也谈过。首脑之下，中美战略对话等政府级别有专门的对话机制。至于双方学者谈的就更多了，各类观点汗牛充栋。 足见这道难题的“难度”。这难题考验着的不仅仅是中美双方思想家和战略家的智慧。看看世界各地特别是亚太一些国家左顾右盼的眼神就知道了。    相比之下，两军之间的交往，总体上还处于外交和礼节层面，不仅从未进行过一次最低级别的联合军事演习，更不如经济和地方官员之间那样热络的人员培训交流。    20世纪80年代短暂的、少量军火贸易昙花一现，接下来便是1989年的急转直下，然后是1993年美国军舰拦截中国商船、1996年美航母集群干涉台海局势、1999年美国军机故意“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2001年美侦察机撞落中国战斗机，以及眼下美国军舰进入中国南海岛礁12海里、B-52战略轰炸机“误入”中国华阳礁上空，等等。    中美两国关系的走向会如何，决定着两军的关系。   

晚清时期，美国是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阵营之一员，其用多收的清朝战争赔款退回建立的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今天历历在目而且家喻户晓；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中华民国站在一起抗击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中美在朝鲜半岛展开大战。之后，中美建交。这是历史。   

现实和历史衔接起来，重叠起来，会喻示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呢？    纵观人类发展史，小国与小国之间，一般比较容易相处，比如小鸡小鸭；中等强国之间一般都打得血流成河，在中国是春秋战国五百年，在西方是欧洲数百年混战；大国之间相安无事者 ，一般多为距离遥远，势力范围互不交集，比如汉朝中国与罗马帝国，双方靠着柔软、纤细、漫长的“丝绸之路”相联系。    而隔壁的匈奴则与汉朝势不两立，被彻底击败。在欧洲，罗马与迦太基，希腊与斯巴达，亚历山大与波斯，俄罗斯与瑞典、土耳其。    近代就更不用说了，英国与俄罗斯争霸于19世纪，美苏争霸于20世纪，穿插在其中的是德国挑衅苏联，日本入侵中国、挑衅美国。    历史跌跌撞撞地在腥风血雨中走到今天。难道中国和美国也要步那些大国冲突的后尘吗？   国际军棋

我深信，中国是没有与任何国家发生冲突和战争的想法的。中国人只是想从悲惨的近代史中走出来，有一个和平安宁的未来。但我不知道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怎么想？   

一些学者根据简单的历史现象，提出一个“修昔底德陷阱”理论，说一个崛起的大国会挑战一个守成的大国。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时空错位下的粗糙比对。在和白邦瑞先生对话时我告诉他：中国是一个经历了几十个王朝的国家，而美国一个王朝还没有过完；中国的未来是确定的，而美国的未来则是不确定的。怎么能说美国是一个“守成的大国”、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大国”呢？    让我们铺开世界历史地图，看看双方的位置和角色：   

一百多年中，美国像一只年轻的美洲狮，在赶出老欧洲的几只老虎之后，跳出美洲的丛林，扑向亚洲；而中国像一头老牛，从百兽的撕咬、吞噬及相互争斗之中，在自卫中顽强地站起来。在时间的纵坐标上，中国和美国，大致就处在这样一种态势。    在空间的横坐标上，是美国站在中国的身边，而不是中国站在美国的身边。    在欧洲人五百年地理大发现、征服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的基础上，美国正处于全球性的进攻态势，它在一百多个国家中的近千个军事基地就是最直观的证明；而中国还是一个没有实现完全统一的国家，还有相当多的领土被别国占领。   

这是中国人、美国人和全世界都需要明白的：中美双方的国家战略目标是不一样的。但是，美国的战略目标中覆盖了中国的战略目标。    美国跳出美洲后，在“二战”中彻底制服了欧洲，把当年殖民统治自己的那些国家—— 英国、法国连带德国和其他国家，统统纳入自己的军事、经济体系之下；同时还把日本这个亚洲的政治混血儿也纳入进来，建成历史上最大的“世界联军”，以此彰显自己“世界帝王”的地位，同时开始对欧亚大陆尚未“归化”的“三大力量”展开分化瓦解、各个击破。对此我已有专着 论述。    我和马伟宁先生的对话，虽然也穿越历史，但更多的还是纵横现实。王文先生机敏、睿智，总是会提出一些很有质量的问题，而马伟宁先生则同样做出高质量的回答。对话很愉快。    对于我，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美国军队是当今世界现代战争经验最丰富的军队，冷战以前，它们平均每两年打一仗；冷战后天天在打。    一个根本没有外来军事威胁的国家，其军队却天天在打仗，而且每一仗都不是在本土，而是遍及全世界。这样一支军队的军人，其思维方式，其世界观、战争观，本身就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而研究美国、美军，是我几十年如一日的重点，既是职业也是事业。故，我与马伟宁先生的对话，顺畅自如。无论观点冲突还是一致，一切都自然而然。    我认为，这是一种境界。这境界来自尊重对手，同时又被对手所尊重。敢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坚持自己的利益和立场，绝不妥协、敢于亮剑；同时又理解对方。    外交如战场，没有战略思维、学者素养和军事胆识，是无法进入“交”“心”境界的。这是我与马伟宁先生对话中最大的体会。   

美国是一个非常重视战略家的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把马汉倚为“国师”，如刘备之于诸葛亮。尼克松倚重基辛格，里根倚重布热津斯基。从倚重思想者个人到倚重智库群体，美国和美军创新了当代政治和军事的法则。    美军现代以来连续引领世界军事变革潮流，外因是美国高技术工业经济的推动，内在的动力便是层出不穷的思想家。    相比之下，中国有思想的外交官和有独立主见的军队学者，名扬四海的还寥若晨星。从马伟宁先生身上，我感到美军研究对手的认真和细致程度。马伟宁先生受益于一支“世界型”军队，可以在服役期间就很正常地走遍世界，并参与战争。    国际军棋

我一向认为，作为军人，一生中不经历战争是一大憾事。当马伟宁先生成为学者时，他可以到中国学习两年多时间，并游历了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中国近六十座城市。    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我和我的中国同行都没有这样的“机遇”，而我又是非常推崇田野调查的，用双腿读书比用双眼读书能看到更多真实的东西。    从这里也能看出中美两军巨大的差异：美国是走在世界看世界，走到别国看别国，而中国军队学者大多只能站在自己的国土上，放眼世界。美国军方这种做法，颇值得我军借鉴。    2015年，是世界风云剧变的一年，美、俄在中亚死结未解，俄罗斯在中东突然出剑，土耳其斜刺杀出；而“伊斯兰国”恐怖分子血洗巴黎，并一力独战美、俄、欧、阿世界联军。   国际军棋

在大国博弈的政治缝隙中，IS意外成为巨大的变量。一直在寻找敌人的美国，正在得到越来越多的对手，而它为传统敌人准备的“信息化军队”，正在互联网时代陷入战略困境。    美国或者在新的转型中再次超越，一如它在越战之后的蜕变；或者将就此衰落，甚至走向分崩离析都不是没有可能。我跟马伟宁先生简短地谈过IS问题，而跟美国着名的“鹰派”白邦瑞先生则直言不讳地谈到美国的危机。    国际军棋

2015年还是中国军队大改之年，也是中美关系在复杂运行中两军关系变数增多的一年。在上半年关于“一带一路”的简单交谈之后，本来双方还想就更多—— 中美总是有谈不完的话题— — 交换看法，因故未能深谈。    此刻，北京已是冬至，隔着半个地球，我不知道马伟宁先生在思考什么。如果有可能，也许我们还会再见。    最后，非常感谢王文先生。他是中国一家著名智库的负责人，拥有许多世界知名的研究员。他领导的智库已成为中国一流，蜚声世界，多次参加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博鳌论坛等世界高端政治对话。正是在他的热心主持下，我和马伟宁先生才有机会畅所欲言。这个世界需要智者，更需要王文先生这样的“智者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