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兆寿：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全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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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兆寿：重新确立中国文化的全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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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8 00:00

作者|徐兆寿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通俗易懂的《全球通史》中，我一直在寻找中国乃至亚洲的历史，虽然他基本上是第一个真正以全球观念来审视中国、亚洲的历史学家，也是第一次将1500年前的历史基本上都锁定在古欧亚之陆的演变中，同时高度评价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但使我沮丧的是，整个文明的源头乃至七大文明中的华夏文明和印度文明在他的笔下仍然处于一片蒙昧之中，幽暗之光不时以专制、愚昧、神迷的色彩闪现。似乎对于斯塔夫里阿诺斯来讲，那是一片他难以明亮处理的地域和历史。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体系中已是常态。


黑格尔从未读懂过孔子，他以为孔子不过是一位作家而已。他哪里知道，《论语》仅仅是通往孔子的一扇窗户而已，只不过是一些破碎的场景和言语。孔子的思想隐藏在广阔的六艺之中，尤其是六艺之首的《易经》。可他哪里会懂得这样的天书。德国对孔子的重新发现和认识已经到了雅斯贝尔斯之时，他首先认可了中国和印度是古代人类文明的重要地域，由此才将世界从欧洲打开，阔向广袤的世界，他发现了“轴心时代”。但世界历史并未从他开始重新书写，他对孔子的理解也只是猜想而已。五十年之后，也就是上个世纪末这个世纪初，斯塔夫里阿诺斯在书写《全球通史》时，试图想在雅斯贝尔斯的目及之处走得更远一些，更深一些，但仍然力所不逮。孔子在他那里仍然是幽明不辨。

中国乃至整个亚洲仍然在欧洲的阴影下蠕动。

我以为中国人书写的世界历史必然会有自信将其重新书写，但这种情感也只是望洋兴叹。我在大学里开一门世界文化概论课时，竟然找不到几本能参考的中国学者写的世界历史，最后竟然将世界文化概论讲成了西方文化概论，于是，参考的教材是大家公认的赵林教授的《西方文化概论》。在这本中国学者书写的著作中，西方文化辉煌灿烂，为我们勾勒了西方文明发展的一条曲线和一个半圆。这条曲线是从西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走出去的希伯来文明，是宗教文明，这条曲线被希伯来人不断地描绘，最后诞生了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而那个半圆便是古希腊。虽然有神祗的存在，但古希腊的哲学是以人的思辨为基础的文化。于是，当这个半圆和那个曲线相切的时候，便产生了后来的整个西方文明。



这是西亚、欧洲、非洲、美洲的文明进化图。这是一个半球的文明。他们由此制定了文明的几个标准：青铜器、城市、文字等，整个世界都在由此而默默地衡量自身的文明。然而，我们从未看到中亚、东亚、东欧构成的另一个半球的文明进化图。难道这个半球的文明始终处于黑暗之中？为什么雅斯贝尔斯看到了中国和印度？为什么西方世界曾经发动两百年的十字军东征要打通西方与东方的通道？事实上，任何人都清楚，西方世界自近代崛起以来就拥有了对整个世界文化的话语霸权，世界史、全球史便围绕它来书写。那么，在一个世界秩序重建的时代，我们能否站在全球化的视角，更为客观地重新书写全球史，更为客观地确立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能否以多元叙事的角度来重新叙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进展，而放弃单向度的西方思维，这也许是我们中国学者乃至全球学者重新思考的大命题。中国学者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文化的自信才有建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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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最近十几年来，有一些学者在默默地做这方面的工作，只不过仍然没有重新勾勒中国文化乃至亚洲文化在全球史上的位置。学者们仍然被欧洲中心主义心理所笼罩。但是，他们所提出的问题却成为我们重新出发的基点。这就是人们围绕中国北方草原之路和丝绸之路而开启的一些文明之光。沈爱凤出版的《从青金石之路到丝绸之路——西亚、中亚与亚欧草原古代艺术溯源》一书在学界并未产生什么影响，她的诸多观点也未引起人们的关注。

这本书出版于2009年，我是在2013年从网上购到的。她是研究艺术的一位苏州学者，也许是对丝绸的深思，开始着眼于丝绸之路，但她超越了丝绸之路，大胆猜想，未曾想她找到了辽阔的青金石之路。但在我看来，与其说她找到与丝绸之路并列的青金石之路，不如说她打开了更为辽阔的亚欧草原之路。这条道路仍然可以上溯到与希伯来文明同源的苏美尔文明，它连接着从帕米尔高原到东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区域。在这条道路上，我们能看到苏美尔人的黄金匕首、金碗，能看到北阿富汗的青金石，能看到周穆王不远万里去开辟的玉石之路，能看到弥漫在亚欧草原带上的各种岩画、神秘的遗迹，能看到喧哗于古代文明史上的各种灿烂的物华：黄金制品、黑曜石、孔雀石、玉石、绿松石、青铜器、玻璃、象牙、水晶、玛瑙、陶器、地毯、丝绸、瓷器、香料、茶叶、瓜果等。事实上，仍然让我们感到难耐的是，有关这方面的研究，中国学者仍然并非先驱。俄罗斯、中亚国家的一些学者早在上世纪中期就开始了各种探索。等到我们中国的学者重新将目光聚焦到丝绸之路这个世界性的主题时，我们发现，虽然我们做的仅仅是我们中国区间内的研究，但将整个亚欧草原带上各国学者的研究融汇之时，一条金光灿灿、牛羊浩荡、文明喧哗的大通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

这条大道虽然没有留下一部《圣经》，但事实上它比希伯来人走的那条道路要广阔得多，辉煌得多。它是东方这个半球上的大曲线。那么，在这个大曲线上，我们是否也要合着西方人的心理去寻找一条宗教之路呢？如果要寻找，它当然是有的。在这条草原之路上，古老的萨满教到今天仍然在流传，在乡间和山野间不时地以神秘的力量出现。而佛教便成为这条大通道上伟大的精神。

最有化石意味的是，在这条道路上，语言学家找到了通用的语系，即阿尔泰语系。这是世界七大语系之一。据语言学家分析，这种语系包括60多种语言，囊括人口约为2.5亿，他们主要分布在中国、中亚、土耳其、蒙古国、俄罗斯、伊朗、阿富汗斯坦以及东欧的一些国家。中国历史上从黄帝开始到先秦、到匈奴、五胡乱华、辽金西夏、蒙元满清等，哪一次不是这条道路对中国的切入？

然而，汉藏语系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语言学家将汉语系与藏语系放在一起也颇有意思，它们似乎构成了亚欧草原之路这条大曲线上的一个圆。其实，从文化上来讲，藏族地区的原始苯教与佛教、萨满教始终有着天然的联系。近年来，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古象雄文明，在那里发现了雍仲本教，认为它就是苯教与佛教的原始宗教。古象雄王国恰恰就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驿站，自然也是亚欧草原文明的一个重要驿站，有人称其为“古代文明交往的十字驿站”，意思是它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地域的交流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从语言学出发，朱大可二十年前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发现全世界神的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比如说，全世界水神的第一个字母都是N打头，中国是女娲（Nǚwa），希伯来是诺亚（Noah），印度是那伽（Naga），苏美尔是纳姆（Nammu）；全世界的地神都是G打头，全世界的日神要么是S要么是H打头。这给他一个启发：这些语言、这些神的名字为什么会相似呢？他大胆猜想，人类有一个共同的史前文明。后来，他看到美国一位生物学家提出智人起源于非洲的说法，再后来，语言学家顺着这个思路发现，人类在走出非洲前就有了语言，他们将那时的语言称为“巴别语”。朱大可顺着这个思路，对人类的神话谱系进行了二十年研究，描绘出了第一代神谱，并将其命名为巴别神系。最后，朱大可发现，巴别神系在传入中国时的端口正是丝绸之路，即中国的西部。由这个发现，他得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结论，如老子来自于印度，墨子来自于波斯或西亚，是墨子是兼具犹太先知和拉比两重特征的哲学家。

朱大可的诸多观点虽然带有很强的假设性，还缺乏很多历史学尤其是考古学的支持，但是，他的研究却为我们打开了一个重要的思路，即中国文化并非我们先前所认为的那样具有高度的封闭性，而是一个与外来文化始终交融变化的文化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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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由于我们历史上的自大与近代以来的自卑心理，导致我们始终要维护中国文化的封闭性、独立性和自在性，而很少将目光放诸于世界去看待中国文化的特性。如果我们把中国放置于历史上的一些全球化运动中来理解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就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一极，它就在不同历史时期参与了世界文化的演进。也就是说，它始终是为人类文化的丰富、自由而贡献着自己的那份精神。

事实上，如果我们对古代的历史也以一种全球史的观念去看待的话，我们就发现历史完全可以重述。比如，对于丝绸之路的开通通常的说法是汉武帝时期，但近年来学者们发现了一条玉石之路，这就是从周穆王会见西王母开始，历史上推将近一千年。那个时候，亚欧草原之路早已开启，狄戎之族已经在中国的西部游荡。周穆王在位期间不断西进，攻打狄戎，“获其五王”，然后在西域昆仑之山会见西王母，并得西方之玉石。玉石之路开通五百年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争霸，百家争鸣，西方再次陷入混乱。到了汉代，亚欧草原基本上被匈奴所控，中国的北方和西方再次受到侵扰。打败匈奴，凿通丝绸之路，实际上是打开了中国与广阔的亚欧草原大陆连接的通道。中国的文化由此大变，佛教进入中国。此后的历史我们都基本清晰。每一次朝代更替，都是北方亚欧草原上的部族与中国再次融合之时。到了成吉思汗时，实际上是亚欧草原大陆第一次被蒙古人真正地走了一遍。但因为我们始终在中国的区间内来认识世界，所以，我们不能站在世界之巅去了望世界与自己。当然，那时我们对全球史也知之甚少。


现在，全球史以各民族自身的历史串联起来，便能清晰地看清每一个历史时期的全球化运动对自身民族的历史意味着什么。中国也一样。

当我们认识到亚欧草原大陆是比希伯来迁徙之路要广阔得多的一条世界文明通道之后，再来看丝绸之路，它就成了中国汇入这条文明通道的一条支流，中国也就成了古代文明全球化运动的一部分，而且中国这条支流意义非凡，因为北方草原上的所有民族都在时刻盼望征服南方或东方的中国，而中国在他们眼里又是庞然大物，文明之邦。于是，中国也就成了类似于希腊意义上的另一个圆。现在我们至少可以这样来重新描述世界史：整个世界文明史，分为西半球（西方）和东半球（东方）。西方的文明由希伯来文明这条曲线与古希腊文明这个半圆构成，它的一端是西亚，一端是希腊和罗马。它的宗教是以犹太教起源的基督教。而东半球的文明则由一条广阔的草原大陆这条粗犷的曲线和中国这个半圆构成，它的一端也是西亚，另一端则是中国与印度。它的宗教是以萨满教、雍仲本教和婆罗门教、道教与佛教的融合。中国与希腊给人类文明提供的不是宗教，而是人类自身的智慧。



如此来叙述，我们也就可以看见中国在世界文化运动坐标中的位置，同样，世界也就能清晰地知道历史天平上的称砣也可以放在中国，不一定非得在希腊。事实上如此。从斯塔夫里阿诺斯所描绘的1500年前的历史来看，全球的运动主要集中在古欧亚大陆之上，而希腊半岛与中国在两边正好平衡了世界。现在，希腊文明的那块称砣太沉了，世界被它压弯了，历史的天平倾斜了，它塌向西方，东方则被悬置了。霸权不仅仅在经济、政治和军事领域，同样在文明的各种领域。东方在悬置中被荒芜了。当斯坦因在敦煌抢劫文物时他没有意识到他在犯罪，他自认为在发现东方。在他之前，李希霍芬在描绘中国版图和命名丝绸之路时，他同样是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面对中国这片殖民地的，然而，随着历史的推移，他个人的心情不但被历史冲尽，而且中国人那种被殖民的屈辱也被历史悄悄洗涤。有多少中国人在今天还怀着屈辱面对世界？这样的世界好吗？这样的世界是平衡的吗？这样的世界是我们需要的吗？或者说，对于这样的世界，我们东方的遗民该如何作为？

很久以来，我的书架上有两本书始终被不停地翻阅，一本是雅斯贝尔斯的《大哲学家》，另一本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也许前者在西方的哲学家中算不了什么，后者的全球历史观也才开始影响世界，但是，无庸置疑的是，他们是西方最早睁开眼看世界的学者。我们也应当从沉睡中睁眼看世界。不是像以前那样麻木地看，而是依然怀着一份屈辱去看。也许在这个意义看“一带一路”中的丝绸之路，会有一些别样的不同。它会让你体验到自己是有血性的。

作者简介：徐兆寿，1968年生，甘肃凉州人，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任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甘肃省“四个一批”人才。甘肃省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全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全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甘肃省首批荣誉作家。《中国文艺评论》主编。1988年开始在各种杂志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评论等作品，共计500多万字。长篇小说有《非常日记》《荒原问道》等7部，诗集有《那古老大海的浪花啊》《麦穗之歌》等3部，学术著作有《文学的扎撒》、《精神高原》、《人学的困境与超越》等18部，共计各类著作30部。获“全国畅销书奖”、“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甘肃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多项奖。2017年，徐兆寿用时三年书写的《鸠摩罗什》出版发行。

来源：学术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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