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旭：近代中国强军梦》之一：明清两朝的“双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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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旭：近代中国强军梦》之一：明清两朝的“双误”

　　
　　著名军事专家戴旭深度解读，《近代中国强军梦》之一：明清两朝的“双误”。


　　今天我讲的主要内容是世界军事革命与中国的军事变革。世界历史到现在为止，总共发生了六次军事革命。中国在这六次军事革命当中，我们有的赶上了，但大部分时间没有赶上。历史上曾经经历过的事情和我们现实当中正在经历的事情，相信大家都有所体会。

　　当前世界政治领域的一个核心话题是什么？是美国的战略东移。人们大概还没有注意到的是，与美国战略东移相伴的，还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风暴，它正在渐渐地露出苗头。这一场新的军事革命，不完全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信息化战争。信息化战争是1991年美国在海湾战争打完以后，各国都在兴起的军事变革，它的核心就是信息化。现在美国战略东移到了亚洲，东移到了我们中国的周边。这场战略转移当中包含的这场新军事革命，还不是我们说的那个信息化为核心的军事革命，那一场军事革命在我看来已经即将结束。

　　著名的欧洲军事思想家杜黑说过，胜利只向那些有预见性的人微笑，而不是对那些当新的变化已经发生再去适应的那些人微笑。我希望我的预感能够有一点预见性。这个预见性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它是从哪儿来的？它是要从穿越历史的感悟当中获得洞察力、判断力。然后，利用这样的洞察力和判断力眺望未来。因此我们要预见到未来，首先要向历史学习。这一讲我就先讲在以往的历史当中，世界的军事变革是怎么走过来的，中国是怎么样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在这些军事变革当中落伍的，又是如何赶上的。

　　大家都知道世界近代史从1500年开始，具体地说是以欧洲的地理大发现为标志性的。世界完成了从农业时代进入资本主义工业时代，又在20世纪末进入到信息时代。也就是说五百多年当中，世界社会变革走过了三个阶段。伴随着这三个阶段，世界军事领域连续发生了六次革命。这六次革命分别是海权热兵器时代；然后是铁路、半机械化时代；以及陆海空一体机械化时代；核武器时代；空权信息化时代，一直到今天的太空、网络复合时代。


　　在500多年的世界近代史当中，中国的政权经历了三次更迭：从明朝到清朝、清朝到民国、民国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五百多年中，六次军事革命，中国只赶上了一次，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核武器革命。由于屡次在军事革命中落伍，所以，以农耕民族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在世界近代史的五百多年当中受到的打击和蹂躏最多。游牧民族辉煌的历史，因为火器的初兴，火器时代的到来，在十四世纪已经暗淡下去。但在中国，一个以游牧为生的少数民族的满族，居然又演出了最后一幕游牧民族的辉煌。接着中华民族又遭受了已经进化到现代工业文明的欧洲社会的血腥地屠杀和惨烈地洗劫。接着又是后来居上的日本对中国进行灭绝性的屠戮和扫荡。中华民族领先世界1800年的历史到此彻底终结。中华民族的人口被大量消灭，中华民族积累了千百年的财富被掠夺一空。我们从《大国的兴衰》中可以看到，1820年的时候，中国GDP份额占世界的1／3，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已接近赤贫。

　　（1）由于中国连续失去很多次的军事变革，导致中华民族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财富被抢劫，人口被大量消灭，灿烂的文化被摧残。由此，国人记住了一句话，叫“落后就要挨打”，也记住了《孙子兵法》的开篇明义，叫“兵者，国之大事”。那么，500年来，中国是怎样错失世界军事变革命机遇的呢？

　　中国人的战略思维有着严重的哲学缺陷。战略强调的是整体性、全局性和前瞻性。可是，长期的思想压抑、教育体系呆板以及近代以来外部文化的冲击等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中国人的战略思维能力严重地萎缩，甚至混乱。对古代传统没有办法照猫画虎，对外部的文明又邯郸学步、东施效颦，结果是把一个社会整体切分成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领域，孤立地、静态地去理解相互之间的关系。比如，就有一些说法认为，加强军事就会拖经济发展的后腿。认为搞好了经济一切就可以万事大吉。在经济上有的甚至认为经济就是衣食住行。把衣食住行这些问题搞好，中国国家就强大了，钱多了国家就会强大。

　　在这种分裂的、割裂的、局部的、片面的战略思维的状态下，得出的国家战略意识也必然是分裂的、支离破碎的，看到的世界景象也永远是分裂的。结果就是，既看不清历史的脉络，也没有办法透视当今国际的现实，更不能眺望未来。于是一误再误，体现在近代史上就是连续的民族悲剧和不得不付出的巨大代价。

　　我不知道大家有谁去过刘公岛，但这个地名尽人皆知。在刘公岛甲午战争纪念馆，有一尊雕像。这个雕像雕的是一位清朝的海军将领，举着一具单筒望远镜，眺望着远方。在他的脚下是中日甲午战争纪念馆。我是去年到这个地方去的，对着这个雕塑凝望了很久，也许这个雕塑的设计者只是想复原这场中国近代最大的一场败战，但他无意当中也蕴含了一个带有哲学意味的命题，那就是甲午战争不仅仅是中日两军两国的一次战争，同时也是观察近代中国军事变革的一个历史望远镜。透过这个望远镜，我们不仅看到了甲午战争，更看到了两次鸦片战争，看到了鸦片战争之前数百年中的中国历史性的落伍。

　　世界军事的发展规律表明，大部分战争的结局都是战前就决定了的。甲午战争虽然是在1894年9月8号打响的，但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其实早在400年前就注定了。

　　（2）人类文明兴起于陆地之上。相形之下，海洋虽然可以作为交通的媒介，但同时也是一种不便于人类行动的阻碍。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除了极个别特殊地区外，海洋主要扮演了阻碍交通的角色。但是，伴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这一传统格局逐渐被瓦解，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也逐渐露出了端倪。中国正是在这样一个从农业时代向工业时代迈进过程中，错失了一个机遇。

　　其实说起来，中国领先世界的海洋征服能力要领先西方很多年。1405年—1433年28年间，郑和七下西洋。这个时候中国的海洋力量，比今天美国在世界海上力量的地位还要强大得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当初明朝时期的中国海图，这个海图对世界海洋的标注，所有的地方全是大明海，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船可以到世界所有的地方去航行。那个时候，它就认为我们的船队所到的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海洋。现在美国还不敢这么说。当时郑和下西洋的船队，排水量最大的达到了1500吨，而欧洲达伽马他们进行地理探险的时候，最大的船不过300吨。但是，郑和下西洋由于缺乏明确的战略目标，更多的只是满足于皇室阶层的虚荣心，顺便也去追剿一下叛军，然后是对海外的朝贡体系进行恩威并施的安抚。由于缺乏深刻的商业驱动力，王朝本身又缺乏开拓海外商贸基地和殖民地的意识，对于沿途遇到的这些小国家，只要它们愿意维持这个朝贡体系，满足于形式上做“家长”，那么明朝也就心满意足了。比如说，菲律宾曾经要求加入中国，但是中国不同意。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这是一个普遍现象。中国只满足于你向我进贡，承认我是老大的这个地位就可以。藩属国实际上很多概念就起始于明朝。正是在这种不愿意承担海外义务的背景下，郑和七下西洋实际上就成为了一场统治阶级自娱自乐的豪华游戏。

　　对于一个农业大国而言，这种没有实际收获的行为，要消耗掉大量的财政，只能是徒然增加国家的财政负担。因为它并不能循环地产生效益。所以最后的结局只能是被付之一炬或者弃之不问，这么大一支拥有直接制海权的舰队，竟在自己手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了。那个曾经标注着大明海的海图也基本上被烧得一干二净。这样的一页历史过去没有多少年，欧洲的船队下海了，明朝放弃了制海权，同时也放弃了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机会。

　　我们可以记住这一点：当中国具有全球性全面军事优势的时候，中国并没有像今天的美国一样，追求建立世界性的帝国，也没有像200年前的大英帝国那样去到处建立殖民地。

　　所以美国的历史学家，《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经写道：“如果当时的中国也像欧洲一样，利用民间的力量，到外部对外开拓的话，那么今天中国人占世界人口的比例就不是六分之一，而是二分之一。”在这个历史学家的笔下，“殖民”这个词的含义是“对外开拓”。 可惜的是，我们中国是一个从心底里蔑视、在言语上谴责扩张的这么一个国家和民族。尽管它在历史上许多次被扩张者掠夺和征服，现实当中仍被这些扩张者欺凌和压迫，可中国仍然只是满足于做反对者，永远不去学习征服者的优点和长处。再看对我们自己历史上一些伟大人物的赞颂，孔子本来是文武双全的，但在后世的眼里几乎变成了一个只会说和的文人，他也从一个以前佩剑的形象，变成了只会作揖的形象。都是我们这样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战略思维或者战略文化长期毒害的结果。

　　从农业时代进化到资本主义时代，明朝的舰队它只需要再坚持几十年，就可以和西方的探险者相遇，可惜没有。它的舰队消失了，西方的舰队下海了。西方舰队这样一下海，一直到今天将近五百年，都是西方在统治世界。

　　（3）当年的人们，并不知道后来的历史，更不可能知道西洋人扬帆出海的日期和动机。结果，明朝不仅没有进化到更先进的社会形态，反而被社会形态更落后的游牧部落给取代了。就在中国主动放弃了世界海洋大国竞赛权的同时，欧洲列强却已经开始走上一条全新的道路。

　　这个道路是什么呢？那就是伴随着现代资本主义兴起和工业革命的发生，欧洲各国率先形成了工业商业军事综合体，从而竞相展开了地区和全球的扩张。

　　1492年，郑和最后一次下西洋62年后，靠着资本主义工业体系对原料市场和利润的贪婪的原始冲动，欧洲人开始了全球的探险，实际上就是一个全球的抢劫。地理大发现只不过是他们安在自己身上的一个非常好听的名词。它首先抢劫的对象就是美洲，因为美洲和欧洲只有一海之隔，所以美洲大陆率先就成为欧洲蹂躏的对象。西班牙、英国、法国相继涌入了美洲。由英国移民开辟的殖民地，后来获得了独立，逐步发展为今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就是美国。

　　而隐藏在它们后边的历史隐语，就是海权时代已经到来了。中国本来在海权时代已经拥有了海权，却把它放弃了。你放弃了以后，欧洲就开启了他们的海权时代。因此，他们就对世界进行了全面的抢劫，全面的统治。在那个时代，可以说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最多的市场，谁能控制最多的市场，谁就能够得到最大的财富。有了财富再培养国力，这就产生了一条由海而富，由富而强的新强国之路。”王鼎杰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当天朝遭遇帝国》，刚才那句话就是王鼎杰先生的话，讲到了当时的时代精神，也是当时各国发展的基本规律——你必须控制海洋。

　　明朝当时控制海洋的时候并没有这样一个发展动力，但是欧洲有。明朝本应该给中国留下一部波澜壮阔的海战史，应该给中国留下一系列的海战英雄。但是，都没有。它留下的只是荒唐的屠杀“海盗”的故事。在西方，海盗是被视为民族英雄的，被视为国家利益的尖兵。英国是怎么看他们的海盗的呢，它从来不认为他们的海盗叫海盗，它给他们在海外抢劫的商船颁发许可证，为‘海盗’进行了正名，‘海盗’行为不再是邪恶的，而是爱国的、高尚的。从此，‘海盗”就被制度性地纳入了英国海权的拓展范围。因此海盗、海商、海军的这样一个‘三位一体’，让曾经虚弱、贫困的，没有办法供养一支正规海军的大英帝国，迅速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就是来源于这一个理念。

　　英国军事家富勒在评述1588年英、西海战的时候，非常动情。他非常优美地说：“西班牙舰队的失败就好像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朵，那就是在一个商业的时代，赢得海洋要比赢得陆地更为有利”。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英国殖民地的面积已达到了335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英国本土的一百多倍，它的本土只有30多万平方公里。它的殖民地人口达三亿九千多万，相当于英国人口的9倍，英国只有四千六百万，成为地跨五大洲的“日不落帝国”。

　　所以，我在给雪珥的《大国海盗》这本书作的序言中这样说，你看看西方这样一部征服海洋的历史，那么再看中国，大宋就知道“送”，最后“惶恐滩头说惶恐”；大明昏庸不“明”，路过全球帝国的桂冠而不取；大清方向不“清”，在演绎了游牧民族最后的辉煌之后，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在北京八里桥被英法联军的排枪全部猎杀，一部万马奔腾的历史到此万籁俱寂！今天中国人已感到马六甲海峡的狭窄了？感受到澳大利亚铁矿石的敲诈了？感受到海洋通道的不安全了？但是，你们感受到那些中国的海外开拓者，他们被自己国家的统治者冰冷的屠刀斩断头颅的痛楚了吗？

　　（4）明朝放弃成为世界帝国的机会之后，海禁又成为清朝的国策，到鸦片战争前夕，清朝水师的八百九十余艘战船，绝大部分的单艘排水量不超过十吨。而英国战舰的单艘排水量却大部分在千吨以上，最大的战舰可以达到五千吨的级别，分别装备有七十到一百二十门不等的火炮。而清军的战船，则往往只在船的首尾装有一两门炮，最重型战舰的装炮数也不过二、三十门。而且炮位装在舱面，毫无掩护。这就是社会形态的落后，生产技术的落后，战略思维的落后，导致的军队装备的落后和军队形态的落后。那么，欧洲是如何崛起的呢？又给了我们哪些启示呢？　

　　它就是一条伴随着黑火药革命所带来的全新的军事征服的道路。

　　在陆战领域，1494年，也就是明朝败给北方游牧民族的土木堡之战后的五十年，法王查理八世发起了里程碑性质的意大利远征。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当时明朝中国的军事水平和当时同时代欧洲的军事水平。查理麾下步兵的主要装备也是长矛与弓弩，但他的攻城部队却已经是以火炮为中心了。正是这些火炮赋予了法国军队横扫意大利城邦的威力。在蒙特圣乔瓦尼，曾经抗击了七年围攻的坚固城池，在法军的炮击下八小时就被攻克了。查理远征的直接后果是推动了现代筑城术的发展。作为其间接的影响，更深远的变革则在于启动了战争模式由冷兵器向热兵器时代的转移。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世界第一次军事革命，从冷兵器到热兵器的革命，发生在明朝时期的欧洲，具体讲就是由于法国军队的远征引发的。

　　几十年后，变革的旗帜传到了西班牙人的手上。他们以火绳枪兵、长矛兵、戟兵、箭盾兵等冷热兵器混编成“西班牙大方阵”。在这个大方阵当中，火枪兵占了百分之三十。这个方阵从欧洲大陆到美洲殖民地，一度处于所向披靡的状态。当时西班牙人就是在这样一种军事体系的熏陶下进入的美洲。直到十六世纪后期，西班牙人的对手——荷兰起义军，在莫里斯亲王的带领下，接过了变革的旗帜。他搞了一场新军事变革，就是增强作战队形的机动性，在他的军队当中加强了工兵的地位，战斗兵种则精简为火枪兵和长矛兵，两部分各占百分之五十，初步形成了以火器为中心的多兵种协同作战。

　　随后，瑞典国王古斯塔夫则进一步增强了步兵、骑兵、炮兵之间的协同机动作战能力。减轻了滑膛枪的重量，提高了其射击速率。最后在1688年，法国工程师沃邦发明了改良型刺刀，终于彻底淘汰了长矛兵。也就是火枪上也可以装刺刀了，使火枪既具有火枪又具有长矛的功能，完成了战斗步兵的全火器化。这是17世纪的事情，1688年，我们要记住的第二件事情，就是现代步兵已经出现了，直到今天2013年，世界各国军队步兵的典型装备还是带刺刀的步枪。

　　到18世纪拿破仑战争时代，在战斗步兵全火器化的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作为突击兵器的机动野战炮，使火力对战斗的影响进一步加强。刚才讲的是陆地上火器的发展，同时在海战领域也发生了类似的巨大变革。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远洋扩张开始，舰载火炮的列装宣告了海战全新模式的到来。这种模式经过西班牙的对手英国的改良，进入了一个更高层次的发展。炮战就成为了影响海战胜负的决定性因素。

　　（5）如果说决定冷兵器战斗胜负的，是谋略、士气、格斗技术和数量优势。在新的热兵器时代，格斗技术将全面让位于火力。而数量优势一旦失去了基本的质量保障，也将变得全无价值。对国人而言，非常尴尬的一点就是，作为火药的母国，却错过了这场火药战争变革。　

　　本来1514年，欧洲火绳枪已经传到了中国，但并没有触动明朝军队。1543年，一场意外的风暴，把一条中国商船吹到了日本的种子岛。船上有三个葡萄牙商人，就是这几个人，把欧洲的火绳枪技术传到了日本。到32年后的1575年，日本在一次大规模战争中，织田、德川联军在对抗武田家族的战争当中，已经在大规模使用火绳枪，就是经中国传过去的欧洲火绳枪的技术。49年后的1592年，丰臣秀吉大举入侵朝鲜，日军强大的火绳枪兵已经对中朝联军造成了很大的杀伤。进入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虽然实行锁国政策，但至少在1625年，历史资料显示，在日本为数不多的出口商品当中，居然还有1万多枚火绳枪的子弹。也就是说日本虽然是锁国，但是在军事革命这一块，它也是有意识无意识地赶上了一波。

　　当然，要说明朝在火器变革当中完全没有成绩也是不全面的。我们是说在整体上失去了这一场革命。作为局部，实际上也有一些零星的东西。比如说火绳枪兵，虽然明朝时代没有大量装备，但是炮兵却得到了较好的发展。这比同时代的日本要先进，当时日本虽然大规模装备了火绳枪兵，但装备的火炮特别少。

　　伴随着清军八旗兵的崛起，明朝在关外战场面临着日趋强大的国防压力。这个时候明军应对八旗军军事威胁的对策就是从澳门大量地引进西洋火炮。以徐光启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甚至准备系统性地翻译几千部西学著作，并大规模推动新军的编练。但是由于当时朝廷和军队当中的保守势力坚决反对，这个工程没有完成。更由于明朝的覆灭，这个工程永远也没有付诸实施。

　　但是，从西方引进的红衣大炮最后还是在关外的攻防作战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袁崇焕就是用这种大炮打败了曾经横扫东北的努尔哈赤的军队。之后红夷大炮的技术又传到了清军，使得红衣大炮又成为清军夺取明军坚固城寨的决定性的武器。我们可以看到火器革命在当时世界上，在当时中国内战当中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入关以后，清军的火炮一度还是得到一些发展。特别在康熙王朝，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一批能够在山岳地带灵活机动的火炮被装备到一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由于统治者雄心的懈怠，不再有新的拓展的目标，因而整个军事体系也因为失去扩张的动力而松弛下来了。到鸦片战争前夕，清军的火炮技术不仅没有发展，反而出现了巨大的倒退。漫长的和平时期，不仅让军队的斗志松懈，也让军队的装备大规模倒退。鸦片战争前期，清朝无论是在火炮的铸造、炮弹的性质还是火炮的使用上，不仅远远低于同时期的西方，还远远低于康熙时代。鸦片战争期间，有一些清朝的地方官员已经发现，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董大炮修复以后，它的战斗力比晚清后期自己造的火炮战斗力还强！可这些地方官员竟不以为耻，还以此向道光皇帝邀功，说当年的炮还这么有威力，王朝之福等等。道光皇帝居然表扬这些官员的办事能力，发现了这些古董，而完全没有思考为什么二百年前的武器反而胜过了这些新生产的武器！

　　英国军舰于1840年8月突入渤海湾的时候，天津城的兵员只有八百人，再去掉一些看管仓库、监狱的兵员，真正能够作战的兵力只有六百人。大沽口的守军只有几十人。山海关的守军只配备了大刀长矛还有弓箭，没有火炮，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只有将明朝遗留下来的两百多年前的火炮拉出来，临时使用。水军当时也是一样，不仅船小，而且水兵基本不训练，等到英国的军舰来了，要到海上御敌了，很多水兵上了船以后全都晕船，叫入船即晕，不习风涛，可见当时训练多么地松弛，整个军队对新的军事革命到来的这种麻木多么地惊人。也就是说清军到了鸦片战争发生的时候，它已经成为了一支彻底落伍的军队了。

　　（6）今天回头看去，作为游牧民族的崛起，纯属一个历史的偶然。当时世界已经进入海权时代，欧洲大部分国家因为发现广袤、富饶的美洲，却还无法对东方展开实质性的远征。西方用非常简陋的小船，开始了地理大发现，先是葡萄牙，后是西班牙、荷兰，然后是英国。这些欧洲的弹丸小国，因为顺应时代大潮，相继崛起，英国还建立了世界幅员最辽阔的日不落帝国。尽管在明末清初，中国军队曾经得到过一次与国际接轨的机会，可惜，最终还是未能形成全面的军备变革。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历史的偶然，居然在中国这个地方出现了。

　　1821年，拿破仑死于南太平洋的圣赫勒拿岛。二十年后，英国人的舰队开到了虎门之外。一个世界最先进国家的军队和清朝的军队——一个完全落后于世界军事时代之外的军队迎头相遇。欧洲由于完成了海权与火器的结合，使得欧洲拥有了征服世界的力量。最先完成这两大变革——海权意识加上火器的英国，在世界上如入无人之境。鸦片战争中的英国远征军最初只有七千人，后来虽又多次增兵，但最多时候也不过两万人。大清国当时拥有百万大军，但是对这两万人完全没有办法。因为清朝的水师它没有办法实现海上机动，而大清国的步兵和骑兵，又抵挡不住欧洲人的大炮和排枪。所以在清朝后期，中国就出现了从海到陆只要发生战争就是节节败退的现象。从1840年的虎门一直退到了1900年的北京。中国近代史开始于1840年，世界近代史开始于1500年。我们的近代史比世界的近代史晚了三百多年，这三百多年就是中国落后的时间。　

　　历史已经一再证明，战争的胜负虽然直接表现在战场上，但却决定于平时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技术的发展以及体现综合发展的军事领域的竞争当中。在以新军事变革为核心的角逐中，落在后面的国家和军队，实际上就是在未来战争中被淘汰的对象。盛行于西方政治中的丛林法则，它体现的主要领域就是军事。国家富裕不等于国家强大，古希腊的城邦斯巴达，它的各方面发展成就都比雅典远远落后，但是斯巴达的军事大大强于文学、哲学辉煌的雅典。结果怎么样？“雅典的明灯”在“斯巴达石头”上被撞得粉碎。近代中国，一说起来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多么文明，我们的文明程度多么高，但是你军事是落后的。一讲明朝的《永乐大典》，明朝的诗书画等方方面面的文明成就津津乐道，但是明清时候相对世界军事是非常落后的。因此那些文明在和西方对撞的时候什么也不算。

　　李鸿章曾经说过，他说“洋人论势不论理”，不跟你论理。这个势是什么势？就是军事上的这个势，势力这个势，势态这个势。强大就是公理，实力就是尊严。不能说我们新中国建立的时候，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中国的科技就在世界上多么地先进，完全不是，非常落后。但是新中国军事强大，由于军事强大，一下子让饱受列强欺凌了一百多年的中华民族扬眉吐气，你可以在其他方面落后，军事上绝不能落后，而军事上的强大可以弥补其他方面的落后。今天中国如何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提供的巨大机遇，适时推进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变革，对于巩固改革开放的已有成果和推动世界的和平发展格外地重要。那么军事变革也就成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和平时期的静悄悄的世界大战，也就成了一个国家必须“前知”的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也就是必须提前知道，不能等到战争发生以后才知道。

　　每一次军事变革的发生都是以一次或者几次新型军队对旧式军队的毁灭性打击为“开幕”和“闭幕”的。鸦片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湾战争等标志性的战争无不如此。每一次重大的军事变革，都让人们对当时世界疾风骤雨般的“鞭挞”感到惊心动魄。中国近现代军事变革史，就是最好的注脚。



《近代中国强军梦》之二：晚清的过失与错失



      上一讲主要讲的是明朝时期我们错过了海权和火器时代一场军事革命，这一讲我们主要讲一讲晚清，晚清又连续错失掉了两次军事革命。

　　在明朝的中后期，清朝的前期，中国在世界军事领域的落后，主要是海权时代和黑火药革命双重落伍的结果，并直接导致了晚清时期两次鸦片战争清军的失败。历史都是有原因的，历史不能割断，虽然它不会重演。战争样式可能和原来不一样，但是历史规律是一样的。在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清王朝就开始了 “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改革开放，史称“洋务运动”。

　　应该说清朝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的，决心也很大。战争失败了，马上就反思为什么失败，马上就开始整个社会的变革。短期内就引进了大量的西方的枪炮，并且还造了很多的军工厂予以仿制。这些军工厂有小型的，还有大型的，比如江南造船厂。同时还不惜重金直接购买了两艘当时在东亚最先进、最重型的铁甲舰——“定远”和“镇远”。也就是当时清朝想到了，既然我们是从海上被人家打败，我们要从海上堵住，不再让后续的灾难重演，当时的指导思想就是这样。既然你是洋枪洋炮，坚船利炮，那么我也要有坚船，我也要有利炮，这是一个直接的动力。洋务运动从器物层面上首先展开，从引进人家的先进武器，引进人家的大型兵器开始。这种引进一度曾经使清朝的海军总实力位居世界第七，东亚第一。这时候清朝还派出海军的留学生到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海军国家英国去学习，看起来已经很有中兴的气象了。但是清朝的官员们只看到了武器，而没有看到武器背后的现代战略思维。只看到了海防，却没有领悟现代海权进攻和征服的价值。清朝的统治者对买来的舰队赋予的使命是什么呢？就是就地挡住以后再来的外国军舰，根本没有一个整体的联合舰队的概念。所以那些舰队放在东海的叫北洋水师，放在南海的叫南洋水师，不叫中国海军或者叫大清海军。这是典型的陆军守关思维。清朝所谓的水师，其实只是水上陆军。

　　（1）海军从诞生起，按照西方对海军的理解，使命只有两个：一是平时，要为本国的贸易商船护航保驾，保护本国的海外商业利益；战争的时候，海军的使命就是把敌国的海军，消灭在港口里，把敌国的军队堵在他们的本土上，不能出海，不能对自己的国家构成威胁。西方在海军的运用上，有着不同的战略思维。

　　1586年，英国和西班牙发生冲突，当时双方剑拔弩张，国家间的战争一触即发。海盗出身的英国海军上将德雷克知道，英国的海军就是由一批海盗出身的人建立起来的，他知道海军的这个特点，所以抢先率领一支由25条船组成的强大舰队，进攻和掠夺海地岛以及加勒比海西岸的一些港口城市，然后沿着西班牙海岸一路扫荡，到达加的斯的时候已击沉和俘获了36艘西班牙的补给船，其中还包括一些千吨级的大船。我抢了你的补给船马上可以补给我自己，我就可以进行更远更大规模的抢劫。这一次进攻破袭行动，大大破坏了西班牙海军统帅克鲁兹的战争准备工作。当你还在准备的时候，他已经过来打你了，把你所有的海上海军体系打垮。


　　接着，德雷克又对西班牙最重要的港口加的斯发动了一次最为大胆的进攻，他率领4条军舰闯入加的斯港口内，击毁和烧毁了33条西班牙的舰船。按德雷克本人后来的说法，“我就是想烧一烧西班牙国王的大胡子。”

　　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当时的关系非常地亲密，还曾经一度合并为一个国家。德雷克在返回英国的途中又闯入葡萄牙海岸，连续打击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舰船。1587年5月15日，他还袭击了里斯本外的一些船舶的锚地，

　　之后，德雷克的舰队继续南下，攻占了一个很远的西班牙要塞，在这一带又给西班牙渔船和货船造成重大损失，还毁坏了很多造船材料。

　　即将回到英国母港，德雷克海盗本性不改，顺路还打劫了西班牙国王一条私人的东印度公司运宝船，船上有十一万英镑，当时这是一笔巨额的金钱，还有很多商业秘密档案。先敌出击的好处马上就体现出来了。由于德雷克这一次战前的先敌出击，它的直接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把迫在眉睫的战争——西班牙对英国的战争整整推迟了一年。当时西班牙的国力比英国要强大得多，它的军队就更不用说了。

　　过了一年后，西班牙战争基本上准备完了，最后双方是在公海上发生了一次著名的大战，在这个大战中，西班牙舰队基本上被消灭殆尽，

　　直到300多年以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还保持着这一海军作战的传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英国海军像一个凶悍的看守一样，把德国海军牢牢地围困在德国的港口里，就不让你出去。德国能做的是什么呢？只能派一些潜艇，因为它从海下出去，英国没有办法发现，用它的潜艇舰队对英国的海上运输线进行袭扰。这虽然给英国的海上运输造成很大的损失，但是你自身的海上运输没有发挥任何作用，所以英国海军就像一个看守一样牢牢地把它看住。

　　随着战争形势的逆转，我们都知道，最后在大西洋上，德国潜艇又被护航的航空母舰所压制，德国的海上优势全部丧失。英国在二战当中，仍又把首先出击的传统发挥到极致。1940年英国还创造了这么一个战例，它出动航空母舰，数量非常少的舰载飞机对驻在塔兰托港的意大利舰队进行夜间突袭，让意大利舰队蒙受巨大的损失，一举夺得地中海的制海权，又把意大利海军压制住了。它根本不和对手的舰队在大海上进行决战。先敌打击的传统，到这个时候由舰对舰发展到了机对舰，飞机对军舰，它实际上已经把飞机当成一个可以飞行的军舰。

　　这个传统随后就被日本人学来了，因为日本近代军队也是向欧洲学习的。但它和清朝不一样的是，它把欧洲的这些传统也学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在甲午战争中，日本对清军，对北洋水师，对俄罗斯的太平洋舰队使用的偷袭战术和远程进攻战术的指导思想就是欧洲的指导思想，就是到对方的港口里去，到它的老营里去，把它的舰队歼灭在港口里，不让它下海，让你的军事力量没有办法发挥作用。直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又从英国身上学到了空袭战术，发起了珍珠港事件。

　　（2）海军远程进攻的战略原则，后来被一些军事思想先进的国家应用到空军的战术上。海军和空军的战略属性是一样的，都具有大区域、快速的机动性。因此也有着强大的战斗动能，天然就适合远程进攻，以点打面。用于进攻则长袖善舞，用于防御则捉襟见肘，防不胜防。也就是说这两个军种，天然就不适合防御，而相比而言，陆军才是攻防兼备。

　　假如在19世纪中叶的清朝北洋水师中，有人能够了解英国和西班牙海战的历史，那么北洋水师也许就不会在自己的港口附近，被实力远远弱于自己的日本海军击败。如果回顾近代中国海军的历史，我们可以看到，北洋水师曾经有过不只一次的机会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里，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后来发生大东沟海战。

　　在北洋舰队1886年7月第一次访问日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这个机会。我屡次在犯一个学术错误，就是老是假设历史。但是有些历史之谜，你如果不假设的话，你可能不太容易形象地理解它的价值，不太容易直观地去理解它的本质，所以我总是在犯这样一个错误，假设历史。当时假如北洋水师拥有欧洲人西方人的海军理念，会是什么样呢？我们就会看到，北洋水师有很多次先敌打击的机会，如果把握住了这些机会，就可以避免后来甲午战争的悲剧。刚才说到第一次访日，当年7月李鸿章接到袁世凯的报告，说朝鲜有人在谋划联俄防英，而俄国正有意要拿掉朝鲜的几个港口。朝鲜一向又是大清的保护国，清政府知道，一旦朝鲜落入别的国家必将危及自身安全。于是就命令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前往朝鲜的永兴湾一带巡防。丁汝昌的一个总教习英国人琅威理接到命令以后，立即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超勇”、“扬威”6艘军舰前往朝鲜的东海岸海面进行操演。之后，由于海上长途航行需要加油、需要修理等等，于是四条军舰，“定远”、“镇远”、“济远”、“威远”4条军舰奉李鸿章之命，在丁汝昌的率领下前往日本长崎的大海港进行大修，留下其余的两舰在海参崴待命。

　　在这一次访日当中，北洋水师的水兵和当地的日本民众发生了肢体冲突，最后北洋水师损失惨重，被打死了5人，重伤6人，轻伤38人，失踪了5人。

　　当时这个事件发生以后，琅威理坚决要求丁汝昌对日开战，要求即日行动，置日本海军于不振之地。琅威理是一个英国人，他具有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但是丁汝昌没有下令，这是第一次丧失了把日本海军扼杀在摇篮中的机会。

　　就在长崎事件结束后的一个月，天皇下令由内库拨款30万日元作为海防补助费，正式拉开了“海防献金运动”。也就是天皇带头，全面捐款，大建海军。日本媒体进行了大肆宣传，随即日本全国开始了大建日本海军运动。

　　大清国北洋水师第一次访问日本，不仅失去了这样一个机会，同时还使日本同仇敌忾地发展海军。日本内阁提出了一个5860万元的海军开支方案，获得了国会的通过。1892年，内阁又公布了建造10万吨军舰的计划，该计划在天皇的裁决下很快得以落实。1893年，这个时候甲午战争已经倒数第二年了，战争马上就要爆发了。日本天皇又发布了一个诏书：决定在此后的6年里，每年从自己的私房钱中拨出30万日元，从文武官员的薪金中抽出1／10作为造舰的经费缴纳国库。到甲午战争的前一年，日本海军已经有各种军舰55艘，弹药储备已经超出了一次对华战争可能消耗掉的好几倍，日本海军已经迅速发展成为一支可与北洋水师相抗衡的海军力量了。

　　北洋舰队的军官也注意到了日本海军的高速发展，这和五年前的长崎日本海军已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一些北洋水师的军官已经有了危机感。如右翼总兵刘步蟾就向丁汝昌说道，现在我们北洋水师的战斗力已经弱于日本，添船换炮刻不容缓。丁汝昌也感到了这一点，认为北洋舰队有一些舰艇已经老化，这个时候有些军舰的航速和射速上已经落后于日本，他也请求购买军舰。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当时朝廷的指导思想不一样，建北洋水师买大舰不是为了和人家作战的，因此当时朝廷对待继续添置军舰一事积极性不高，后来就不给经费。不给经费就导致后来没有办法再继续添置新型的装备，这就导致一方面号称东亚一流舰队的北洋水师停滞不前；而另外一方面，一支二流舰队在高速地赶超。

　　我们还可以再比较一下美国是怎样利用它的海军的。当时清廷让李鸿章买大铁甲舰和建北洋水师是为了吓唬日本，但是美国不是。美国著名的黑船到日本以后，直接送给日本人一面白旗，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日本要么向我投降，举着白旗过来，要么你就把白旗扔掉，过来和我作战。同样是威慑，同样是吓唬，人家是这样吓唬的。这就是双方海军完全不同的理念。

　　近代日本崛起的历史，被史学家评论为是“一部民族主义的胜利史”。日本的近代体验及其觉醒与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悲惨的命运成为日本的一面镜子，它看到了由于战争失败，欧洲列强的登陆，整个国家变得不像样子。于是日本就发奋图强，日本清醒地认识到了现代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本质，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军国主义的扩张道路。最为典型的例证就是日本发展海军和使用海军的决心。它购买军舰绝不仅仅是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土不被入侵，而是为了消灭国家的敌人，掠夺别人，强大自己。这也正是西方对海军的理解。

　　日本沿着西方的海军战略思维，顺着西方的战略思想，朝着称霸太平洋的目标一直在走，结果和新型的霸主主义的美国撞在了一起。我们知道双方奉行的是一样的侵略扩张政策，在同一条路上，日本是一辆轿车，美国是一辆卡车，结果日本被撞翻了。

　　尽管如此，在对现代军事发展趋势的把握上，直到今天美国对世界趋势的把握还是值得世界借鉴的。在英国使用海军的基础上，它又有了发展，先礼后兵。我先告诉你，带有最后通牒的性质。所以美国的思维是继承了欧洲的思维——整个战略思维和军事思维，直到今天美国还是世界各国的军事导师。

　　很多人包括我们很多中国人，只看到了美国的武器，美国的隐形飞机、美国的空天飞机、美国的核动力航母、美国的激光武器等等，其实那些武器都是美国全球进攻性的军事战略思想的产物。没有统治全球的需要，没有世界帝国的需要，它不会造这些战略性的兵器，可我们现在有时候还是只看到这些东西。我们只是看到这些东西，我们的战略思维相对于清朝就没有太多的进步。

　　（3）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忍不住思考，清朝既然不想使用这些专门用于远洋进攻的铁甲舰来消除国家的隐患，那为什么要耗费这么多的钱，来购买这些昂贵的武器？如果只是为了保卫本土不被再次入侵，清朝完全有另外的选择。清朝不仅没有领悟到制海权的要义，没有领悟到现代海军对于国家的意义，他还失去了另外一次军事革命——铁路带来的陆权的复兴。

　　我们知道从古至今，军队战斗力的核心就是机动力。这就是为什么在冷兵器时代骑兵能够战胜步兵，为什么蒙古军队用这么少量的兵力就可以征服全世界的原因所在。海权也好，陆权也好，核心都是机动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机械化战争，机动力仍然是核心，其代表兵器就是飞机、航空母舰和坦克，陆海空三大兵器。当然机动力同时也要和火力结合，因为你没有相当的火力，机动力就没有意义。而铁路的发明，在十九世纪提供了全新的陆战机动力。

　　1803年，英国人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制造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台蒸汽机车。1825年，英国人乔治·斯蒂芬森设计了“旅行”号蒸汽机车，与它相伴的就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条正式运营的铁路——斯托克顿至达林顿的铁路。因此后来乔治·斯蒂芬森也被称为“蒸汽机车之父”。

　　这个时候清廷在干什么，在镇压太平天国。在清朝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地球的另一端爆发了美国内战——南北战争。在美国南北战争当中，铁路的战略价值得到了全面证明。

　　1850年，普鲁士和奥地利之间发生了冲突，奥军将75,000人的大军从匈牙利和维也纳利用铁路输送到波希米亚，迫使普鲁士在阿尔木兹投降。9年后，普鲁士的另一个潜在的威胁法国也采取了大胆行动。在1859年的意大利战争中，法军利用铁路，在三个月内向前线输送了60多万士兵和将近13万匹战马。其中的12万人只用11天就送到了战场。在以往，如果采用其他原始机动方式的话，需要两个月，这就是铁路。

　　当时的欧洲都在使用铁路，但是最终把铁路进行战略性运用的国家还是普鲁士。在以老毛奇为代表的德国参谋总部军官团的努力下，地处中欧的普鲁士通过建设战略性的铁路网，获得了极大的内线机动性。并最终通过普奥、普法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德意志统一的基石。

　　由于铁路不能修到海上，所以大陆型的国家从中得到的好处就远远超过了海洋型国家。这一点对于空间广阔的陆地大国来说非常重要，对于拥有漫长海岸线的陆地大国影响更加深远。清朝后期，如果把握住这个趋势，就可以看到陆权复兴的希望，可惜的是它没有把握住。大清朝由于长期的闭关锁国，庙堂之上已经基本上没有有思想的人了，大多是一些追名逐利之徒。而民间下层虽然有一些睿智的人士，但由于人微言轻，意见也难以到达朝廷，即使到达了也不可能被官僚衙门认可采纳。因此，一个拥有四亿人口的大国，真正能够看到世界大势巨变的非常少。

　　大清国的第一条铁路是英国商人修建的，时间是1865年。一个为了揽生意的英国商人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铺了一条约半公里长的展览铁路。今天看就像一个模型一样，就像广告，做起了实物广告。这个宣传很成功，因为火车的轰鸣，搅动的是整个北京城的神经。最后全北京都轰动了，但是它并没有真正触动中国的统治阶层。这条短命的铁路，建成以后仅仅起到了广告的轰动效应。之后随即就被步兵统领衙门下令拆除了。

　　第二条铁道出现在江南，由吴淞口到上海。时间是在1876年，是英国怡和洋行修建的。铁路全长14.5公里，时速达到20多公里，这个时候已经可以有商业用途了。

　　但是清朝对铁路还是不能接受，最后由总理衙门和英国商人交涉，用28万两银子把它买下，然后将铁路、火车全部拆毁，并用轮船把铁路和火车头全部装到船上，直接沉到大海里面去了。到1877年，即一年以后，清朝又自己修建了一条铁路，就是从唐山到胥各庄的铁路，目的是为了运煤。但由于保守派的反对，说这条铁路可能会损伤地脉，当9.7公里长的铁路建成以后，铁路上的火车不能开蒸汽机车，用很多的马拉着车箱前进，很像《让子弹飞》里边的场景，马拉火车。这就是当时清朝的理念。而这个时候，西洋人的蒸汽船已经源源不断地把外国的煤炭销售到中国的沿海，而你却还想用马拉火车开采煤碳来和外商争利。

　　军人出身的刘铭传看到了铁路的战略价值，李鸿章这个时候也略有所悟，都看到了这一点。可决策者始终没有从战略高度、战略思维认识这个问题。尽管一些官吏已经认识到这个问题，但最终没有敌过满朝公卿保护风水的蠢动。

　　中法战争爆发之后，清军的陆上机动力依旧停滞在鸦片战争时期的水平上。当时的法国人曾算过这样一笔账，如果分别以西贡和广东作为双方的前出基地，同时运军队和物资至谅山一线，法军只需四十天，而清军却要四个月！这就是双方机动能力的差距。

　　中法战争，最后是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这一结果，刺激了清王朝，促使清廷高层对铁路建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但是这个所谓的转变也不过是从中法战争结束到甲午战争爆发，十年间修建了约400多公里的铁路。

　　就在中国磨磨蹭蹭的时候，日本却深刻把握住了这个时代的脉搏。早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民间学者佐藤信渊，这个人曾经写过《宇内混同秘策》。书中明确指出，日本进攻最容易的地方就是中国的满洲。他说满洲的地形和我们日本非常类似，又离我们非常近，因此应该首先锁定这儿，一定要把征服满洲作为我们的目标。

　　日本后来定下来要争夺中国的东北。伊藤博文主张进行内部改革，加大改革力度，提出要节俭费用，多建铁路，赶添海军。日本这个时候采用的政策就是海军和新型的陆军同步并举。后来它的这个建议得到了日本决策层的采纳。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去访问日本的时候，他只是看到日本海军的进步，却没有看到日本陆军的进步、日本铁路的进步。在日本铁路进步的背后是日本新陆军的进步，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当时清朝只是一味地应付，消极防御，从来没有想过主动进攻，更不要说主动出击了。

　　（4）在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有两个不同寻常的小人物，一个叫姚文栋，是清政府出使日本公使黎昌庶的随员、直隶试用通判。在日本工作期间，姚文栋独具慧眼将日本陆军省出版的《兵要日本地理小志》一书译为汉文，希望“印给外海水师各营”参考。值得注意的是，此时是甲午中日黄海之战前11年。与之类似的人物，还有清政府派出国外的游历官、时任兵部郎中的傅云龙。他所著的《游历日本图经》中的《日本疆域险要》一章，是以用兵的观点对日本作军事地理的分析，字字句句、论说精道。但是，在不重视人才的大清帝国，这些小人物的智慧，变成了落满灰尘的一纸空文。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同时代在英国学习的中日两国的留学生。伊藤博文后来当了日本的首相，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严复最后只能做一个学者，写一写文章，在北洋水师被歼灭以后放声大哭，最后实际上是被边缘化了。东乡平八郎后来成为日本的一代海上名将，而刘步蟾等却只能当一个中级军官，在错误的战争当中以身殉国。就是由于国家整体性战略思维的落后，当然也涉及到文化上的问题，非常僵化的一种战略思维。人才被压制，不重用，是导致在整个军事革命中错失时机的重要原因。　　

　　甲午战争爆发的时候，双方实际上是处在一个非常不对称的位置上的。日本已经完成了兵役制度的改革，它不仅完成了海军装备、陆军装备，战略战术，以及这个国家在技术形态上的变革，而且在国内建设了完备的铁路网。到了1893年，甲午战争前一年，日本已经有了2039英里的铁路，当时清朝的铁路才400公里。到1903年，日本增加到4500英里，而这个时候大清国还是400多公里。

　　此时日本海军和中国的北洋水师在总体实力上接近平衡。大清朝的军队被迫在陆海双重落伍的情况下，和已经初步实现了现代化的军队进行了一场残酷的较量。大清朝的军队在1840年落后于欧洲军队，在1894年还落后于日本，究其原因就是，社会形态的落后和军事形态的落后导致军事思维的落后及战略战术的落后。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些原因找出来。学习历史、纪念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就在这里。甲午战争的主战场是环渤海湾的一个巨大的弧形地带，清军当时处于外线作战的状态，由于缺乏战略性的铁路网，清军被迫以徒步行军和骡马机动来对抗日本蒸汽机舰队在海上的机动，那怎么能赶得上它。日军充分利用机动性的落差，在平壤会战以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经鸭绿江攻入中国境内，一路从海上直接进攻大连、旅顺，通过两栖攻击，逼迫北洋水师南逃威海。在夺取了北洋水师的根据地之后，再向南追击。海军从港口的正面封堵北洋水师的外逃出路，同时又在荣成湾再次进行大规模的两栖登陆，陆军横越山东半岛，从背后攻取威海卫军港。

　　实际上北洋水师是在日本陆海军的夹击之下被打掉的，如果当时清朝陆军有这个机动性，本来日本陆军是上不了岸的，上不了岸北洋水师就不至于被全部歼灭。就是由于双重的落伍，才导致战争的双重失败，对这场战争我认为还有进一步挖掘的必要，甲午战争的结果，是双方对于世界大势的认识和对策正确与否的一个直接证明，更是双方军事变革成就的一个直接证明。也可以说，甲午战争的结局，是中日两国改革开放和新军事变革成败的直接说明。晚清政府的鼠目寸光，没有把握住国家发展核心建设的关键是技术，也没有抓住以技术为基础的世界军事时代特点，进而导致了国家的覆亡和民族的灾难。

　　今天的中国仍然在改革，今天的中国军队还在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并没有结束。这场战争包含的历史教训和意义，也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地审视。

　　（5）今日回顾历史，客观的讲，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就已经彻底错过了海权时代。由于失去工业革命，中国缺乏蒸汽机，因此而无法发挥世界储煤大国的巨大优势。等到晚清权贵认识到西方坚船利炮的厉害，急忙购买枪炮军舰的时候，中国虽然抓住了海权时代的尾巴，但同时却又没有看到，世界军事正在进入新陆权时代：由铁路、火车和电报构成的陆地机动力量，已经让海权变得没有多大意义。

　　我们不妨这样设想：如果当时中国不是以举国之财力购买军舰，而是将财力人力用于发展铁路、火车，地面火炮和机关枪，也就是发展新陆军，那么纵使日本军队登陆，也不能在大陆逞威。由于国家财力全部用于北洋水师，整个清军的陆地机动能力难以提高，火力严重落后。这样日军登陆后，清军在自己的陆地上竟然不能占据兵力和火力的优势。甲午战争是一场海陆联合作战，在这一场战争的背后，双方领导者对于世界军事大势的判断，对于国家经济、政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完全不同的。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国家的建设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经济是国家建设的核心，经济发展的核心是工业，而工业的核心又是技术，技术又主要是由军事拉动的。日本从一开始，就定下了“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富国强兵”这样一个明治维新的大纲，然后又有“开拓万里波涛，扬国威于四方”的国策。这不仅把国家的改革开放看作工业、经济、政治、军事的系统工程，还确立了远大的国家目标。

　　而清朝只是把洋务运动局限在经济改革的范畴内，试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人家的长处来战胜人家。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结果官员都被眼前的小利迷住了双眼，小民又被一些眼花缭乱的现状所迷惑。举国陷入“上下交征利”——上下互相争夺利益，官府抢劫百姓的经济发展模式。一边是国家不断地丧失国土和权益，一边是官府对老百姓的经济掠夺，形成官僚垄断资本集团，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于是，世界军事形势的转折性变化，就不再有人关注。清朝的军事变革，就此成为一场没有方向的行军，失败是必然的。军事变革失败了，军队在战场上失败就是必然的。也可以说，甲午战争是中国不懂海军，忽视铁路带来的新陆权变革，错过新陆军革命所受到的必然惩罚。

　　近代中国军队，从此与世界大国军队的技术差距越拉越大。而新的历史机遇，却还在不断的错失之中。

　　清朝军事变革的失败，还让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当拥有军事优势的时候如何运用这一优势。晚清的做法是什么呢？就是维持苟且偷安的局面，就是能安一天是一天，能过一天是一天，而不是为了国家争取更大的活动空间、争取更大利益，未雨绸缪地消除国家隐患。这使得花费巨资买来的武器没有军事价值，而且还成为巨大的经济负担。因为你不能形成循环，就像北洋水师后期用的军舰。你有优势的时候你不把日本海军干掉，最后等到日本快要赶上来了，甚至人家超过你了，人家打你了你才被动应战，这时候这些军舰已完全没有用了，等于这些银子全部扔到海里去了。假如你当时有优势的时候把它打掉，哪还会有这些事情呢？最后，国家在琉球上没法和人家争议，割掉了台湾、割掉了东三省，这一切后果都是因为这一系列的失败带来的。当时如果能够准确地把握住这样一个军事要义，提前发挥你的军事优势、发挥它的效益，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我们今天就要思考这个问题，武器就是用来保护国家和政权安全的，威慑是效能之一，要主动地作为，这是争取效益最大化的捷径，当我有优势的时候我就要发挥它的优势。被动反击的思想观念，毒害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不打第一枪，人家打过来了，我们还要宣称我们如何有道义等等，都是不懂得军事优势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意义。我建议我们有些人读一读《剑桥战争史》，看看西方近代战争理念是什么。明朝以后的中国，完全失去了军事创新的思维能力、工业能力和科技能力。这也是在中国的军事思想体系中，自唐朝之后便不再有伟大的军事思想家出现的原因。直到20世纪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出现，才填补了这一千年的历史空白。所以说回顾历史就是为了让我们看清未来，当我们看着这样一部惨不忍睹的历史时，我们能够从中引发很多方面的思考。



《近代中国强军梦》之三：民国的双重落伍



      上一讲讲到晚清时期。第一讲讲的明朝，讲它在海权和黑火药时代的双重落伍。到了清朝，又在蒸汽机与铁路时代双重落伍。我们这一讲主要是回顾一下民国时期，中国在这一次新军事变革中是怎么落在后面的。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大清王朝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1911年建立中华民国，3年之后，1914年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整个欧洲都陷入了全面混战，后期到1917年美国也被卷入。这正好是观察中国和世界军事差别的一个绝佳时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大体称为半机械化战争。这是以工业化为基础的。大规模的动员和远距离的运输，强大的炮兵火力的持续轰击，初级的空中武器，原始坦克的出现，毒气的被运用，无限制潜艇战的登场，上述的这些综合因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技术特点。本来热兵器的出现，已让步兵的数量优势受到削弱，机关枪、战壕和铁丝网整个体系的出现，使步兵的优势就更加没有了。只有长时间、高强度的炮击，再加上集团步兵的持续突击，炮火把对方的阵地，整个体系摧毁一个口子，然后集团步兵发起冲锋，向前一步一步地推进，这正如美国学者梅尔指出的那样，火炮才是真正统治战场的武器。整个一战期间，大炮杀死的人，比轻武器和空袭杀死的人要多，而且比其他任何武器杀死的人都要多，这种情况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期，大炮的优势被充分地发挥，这个时候实际上机关枪的作用已经没有了，特别是当坦克出现的时候。没有大炮，步兵既不能在进攻中取胜，也不能在防守中完成防守作用。大炮除了进攻时发挥作用以外，防守也能发挥作用。于是就形成了“炮兵征服，步兵占领”的模式。直到二战期间，苏联军队还把炮兵称为战争之神，实际上很多的记忆都是来自于一战。这对一个国家的炮弹供给能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双方都在拼大炮，谁的炮多，谁的炮大，谁的炮弹多，在战场上你的军事优势就能体现出来。而这个能力又来源于工业生产能力，看你后方的生产线怎么样。

　　(1)对中国来说，一战是一个机遇。因为列强陷入了互相残杀之中，自然放松了对中国的压迫。可惜，积贫积弱的中国，却只能趁机卖些轻工业制品，输送一些廉价劳工。此后，自身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状态。一方面是国家的工业化建设迟迟不能提上日程，另一方面却是军事支出居高不下，严重阻碍了国家的经济发展，更谈不上军备革新了。

　　当时军队里面流传着一句语，“老兵怕机枪，新兵怕大炮”。为什么呢？原因就在于当时中国军队配属的大炮数量非常少，而且质量也比较差，炮的品种主要是山炮和步兵炮。由于炮弹非常少，甚至很多炮兵都不会进行直瞄射击，因为你没有炮弹，炮弹非常昂贵，训练跟不上，在战场上就不会用。这就导致打起来后，不会直瞄，只会间接瞄准，那就等于是乱打一气，乱射一气，和过节放烟花一样。炮击只是象征意义。有些新兵没有听过炮响，不知道炮弹会落在什么地方，加上炮声非常大，所以很多新兵害怕这个东西。但是老兵知道，这种没有准头的炮火，没有什么意义，真正要他命的是机关枪。

　　这种现象非常典型地说明，当时中国军队和同时代先进国家的军队的本质区别。如果当时这些军阀的军队，遇上的是欧洲列强的军队，那这些老兵就不会只怕机关枪了。我们可以看看西方关于一战的片子，展现的不仅是炮多、炮好，而且步炮结合，战斗打得非常好。


　　在中国的军阀内战中，由于火炮缺乏的原因，老式的城墙依然还是很有价值的防御体系。在清军平息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最佩服的洋人的武器就是开花大炮，大炮一打上去，对方持轻武器的步兵没办法防御，就连那些工事也完全没有办法去防御大炮。非常厚重的城墙，瞬间就被摧毁。所以淮军非常注重这种开花大炮。由于炮兵武器的大量装备，使淮军成为了清军的后起之秀。

　　军阀混战时期，中国军队各方的攻坚能力，绝大部分还没有达到晚清内战时淮军的水平。这又是一个让人非常震惊的退步。晚清时期的铁炮，反而不如清初时候的红衣大炮，军阀混战时候的火炮还不如淮军的开花大炮。

　　再就是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驳壳枪，这是德国人发明的，但是德国军队自身装备的非常少，几乎都被中国军队装备了。当时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共产党的军队，手上装备的驳壳枪都非常多，那为什么中国会成为驳壳枪的大市场呢？原因还在于，当时中国工业基础非常薄弱，中国的军队没有强大的炮兵部队，机关枪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就导致步兵的火力非常地薄弱。如何提高单兵的火力，就成为影响战斗结果的一个大问题。这个时候中国军队还没有装备冲锋枪，同样还是因为工业基础，你造不了冲锋枪，因而驳壳枪就应运而生了，成为提高单兵近战火力的一个利器。虽然这个枪造价昂贵，但是却非常适合当时中国军队的需要，因为德国军队他们装备大量的冲锋枪，它不需要装备这个东西。中国人在驳壳枪的使用上，在战场应用中对技术性能的发挥，后来连德国人也感到非常地震撼。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资料，德国人说，中国人竟然能够把驳壳枪架在一个胳膊上，以胳膊做支架，这样横向能够打一个扇面，能够扫射，这实际上就是冲锋枪一种的用法。他感到非常的惊讶。背后的原因，实际上可以追溯到我们工业基础的落后，不得不为之。

　　(2)中国军阀混战，与一战相比，本身造成的破坏有限，这与一战的破坏性形成了鲜明对比。相反，败军趁机劫掠百姓，甚至化身为土匪，才是当时中国百姓最害怕的事情。败军“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遣散也就成了制造土匪的代名词，而招募则成了土匪穿军装的合法化过程。这样的军队，又如何保家卫国？就在中国军队忙于不怕大炮的低水准内战时，一场新的军事变革又启动了。

　　从军事的角度看，这是内燃机引发的一次机械化战争的变革。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在一战的后期，很多机械化兵器问世，如飞机、坦克、军舰、潜艇等等热机械化装备相继出现。

　　一战后期，英国率先发明了坦克，之后坦克就被定义为步兵的支援武器。在当时，一些军事思想家像英国的富勒、李德哈特，法国的戴高乐，苏联的图哈切夫斯基，德国的古德里安等，认为坦克的出现，就意味着未来战争是内燃机战争，是以集中使用装甲部队进行的大纵深、全战区的立体化战争，因为飞机也出现了。这个时候军队的攻击速度，不再以最慢的步兵和辎重单位为标准，而是以最快的坦克部队为标准。这就是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这些思想家提出这些观点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并没有得到本国决策层的重视。因为他们那些国家，都没有要在欧洲和世界上追求霸权的需要，所以这也反映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国家的战略目标往往成为世界或者本国军事革命的强大的推动力和牵引力。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国家战略目标，有了这样一种力量，军队当中的一些思想家，具有优秀头脑的这样一些人物，就会被重视，就会被重用。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目标，喊再多的口号也无济于事。所以你有再多优秀人才，他也不会用，这些人最后就会纷纷湮灭。就像法国的、英国的这些人，包括苏联的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年轻军官，都没有得到重用。

　　德国的古德里安，却得到了重用，原因就在于德国有这样一个战略需求。德国要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之仇，想要称霸欧洲，进而争夺世界霸权。因此它就非常关注古德里安的建议，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德国迅速形成了全新的，以飞机和坦克两大机械突击力量合成的机械化战争体系。飞机使第二次世界大战闪电战方式得以实施，实际上就是把这些技术力量、军事体系，形成了一种合力，再加上这些先进军事人物的思想贯穿，最后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特点。

　　世界历史的规律，就是当有实力的一方率先完成一场新军事革命，使原来的军事体系被打破的时候，大规模的战争就会发生，并且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持续到什么时候呢？要么是到新的军事平衡建立，要么就是具有军事优势的一方把它自己的新军事革命的能量全部释放殆尽。或是夺得太多的土地和资源，夺得太多的国家利益，慢慢地进入消化状态，然后筹备下一场新军事革命。如果不是这样，率先完成新军事变革的这一方，是不会停下来的。

　　稍微展开一点回忆，就可以看出这一点。当年的欧洲，挟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冲动，首先是彻底的掠夺、蹂躏了美洲，由于美洲整体上还处于原始社会，比欧洲落后了两个时代，所以印第安人作为一个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几乎被屠灭殆尽。在他们的尸体，在他们的尸骨，祖祖辈辈居住的土地上，建立起一个欧洲的移民国家——美国。之后，欧洲又将其工业技术和经济凝聚而成的先进军事实力，挥戈指向中国，指向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

　　回到机械化战争的话题上。按照一战的老黄历，战争的发展，都是从边境地区的前沿部队交火开始，然后逐步升温，最后双方军队形成了连续堑壕的正面，随后双方组织后方的兵员，大规模地支援前线，大规模参加，大规模生产火炮，生产炮弹，这就进入了整体消耗战的状态。然后再一点一点地突破。

　　但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时候，景观完全不同。在一战后，发明了无线电，包括雷达，二战时期得到大规模运用。德军借助新的无线电工具和机械化的运输手段，以强大的装甲集群为矛头，在空中支援下，进行大纵深的分进合击。

　　当德国和波兰的战争爆发时，没有人相信波兰会胜利。大家都知道，波兰肯定打不过德国。但是都认为至少可以打上三四个月，可是没有想到，波兰只抵抗了28天，主要的战斗仅仅进行了17天。接着，德军的战争力量转向西线。4个小时控制了丹麦，1个月拿下挪威，42天消灭了法国，法国与德国基本上是实力相当的国家，42天就把它消灭了。彻底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模式，第一次世界大战，应该说最成功的经验就是防线。第二次大战当中，几乎没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包括如此坚固的马奇诺防线也被绕过去了，毫无用处。这就是先进的军事体系展现出的对旧的军事体系摧枯拉朽的力量。

　　当时丘吉尔就感到非常疑惑，说德国为什么打这么快，它使用的那些技术和武器，基本上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当中已经出现了的，而且英国和法国在技术水平上并不比德国落后。为什么战争会打成这样一个情形？它实际上没有意识到，这是经过新思想，新军事思想的一个整合，居然能够完全颠覆上一场战争的模式。实际上当时感到震惊的不光是丘吉尔。其实德国人当时自己也没有完全认清这种战法到底有多大的威力。在波兰一试，证明了闪电战的威力巨大。后来希特勒就把这个战争模式直接运用于苏联，跟苏联开战。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反复强调，你不光要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不光要有先进的军事编成，你还要有先进的军事思想，你还要有高超的组合能力。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国家有一个远大的、坚定的战略目标，这才是根本性的动因。希特勒的德军创造的这些奇迹，都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它的原因。

　　在西线攻势发起前，进行了一次兵棋推演，德国参谋总部的高级将领曾经问古德里安，当你的装甲部队推进到马斯河的时候，你的重炮兵部队恐怕还在本土，因为它跟不上你前进的速度，那你如何突破法军的防线？没有重炮，坦克过去了你怎么办？古德里安回答说，我将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强击机，取代传统的炮火。所以炮兵一定能跟上，他的思维就是这样。前面那个高级军官想的还是一战的思维。你坦克走了，你炮兵跟不上，你怎么办，火力怎么办，他想的是这样。而古德里安想的却是立体化的一种新陆战，一种新模式。而英法联军，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出发思考问题，他们认定古德里安，会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维。古德里安呢，没有办法在坦克前进的过程当中突破马斯河，宽阔的马斯河，德军走到这个地方以后，就要等待它的炮兵，至少要停留六到七天，但是事实上德军只在马斯河这个地方休整了半天，就发起了进攻，而且在当天就突破了马斯河防线，英法联军根本就没有想到，德国的炮队居然是在天上。

　　(3)当我们把目光再转回到同时期的中国身上时，就不能不承认，在老的缺课内容没有补上时，又来了新的缺课内容。二战前夕，斯大林曾经说：中国没有军事工业，现在只要谁高兴，谁就可以蹂躏她。这种落伍，首先在中国和日本的较量中残酷地展现出来。当时的中国与日本，到底有多大的差距呢？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的时候，因为中日之间的实力相差悬殊是非常惊人的。从经济基础角度看，日本每年的工业产值相当于60亿美元，中国当年的经济产值也就13.6亿美元，日本当年的钢产量是580万吨，而中国当年的钢产量只有4万吨。日本当年煤的产量是5070万吨，中国是2800万吨。中国那么多的煤，只有日本的一半多一点。日本的石油储备169万吨，中国的石油只有1.31万吨。铜呢，日本是8.7万吨，中国只有700吨。飞机，日本每年可以造1580架，当年就能造这么多，中国一架也造不了。大口径的火炮，日本当年生产了744门，中国连一门也造不了。日本当年造了330辆坦克，中国一辆也造不了。汽车，日本当年造了9500辆，中国也是一辆造不了。军舰，日本当年生产的军舰是52400吨，中国一吨也造不了，也就是说当世界进入这个机械化军事时代的时候，中国居然不能生产任何一种机械化时代的主战兵器，坦克、飞机、军舰、大炮都不能造，那么无论是经济形态、技术形态还是军事形态，日本都已经遥遥领先中国一个时代。

　　具体到双方军事实力的直接对比，我们可以看到差别就更大。卢沟桥事变以前，中国海军，中华民国的海军两万五千人，装备舰船是66艘，分为巡洋舰、轻巡洋舰、运输舰、练习舰、鱼雷艇等等，总吨位只有57608吨。

　　而日本海军截止到1937年，它拥有舰船285艘，总排水量达到115万吨，比中华民国的海军整整多了110万吨，日军的海军编成是12。7万人，当时的编成，有4搜航空母舰，航空母舰是6.9万吨，将近7万吨。水上飞机母舰2艘，3.1万吨，战列舰9艘，27万多吨。重型巡洋舰12艘，轻型巡洋舰21艘，驱逐舰102艘，潜艇59艘，练习舰1艘，一个练习舰就有1万吨排水量。潜水母舰5艘，还有布雷舰、海防舰、炮舰等等，一大批的军舰还在建造。其中在建造的两艘战列舰，就是后来名动天下的“大和”号和“武藏”号。一艘军舰的排水量就在7万吨，也就是说它一艘军舰的排水量相当于整个中华民国海军海军的吨位，这就是双方当时海军的差距。

　　当年明治维新时期，和中国洋务运动时期，本来清朝造舰能力应该在日本的十倍以上，到了中华民国时期，居然差距有这么大。空军呢，当时中国空军仅仅装备是600余架飞机，作战的飞机只有305架也全部是买人家的，美国的、欧洲的，欧洲的主要是意大利的双翅膀飞机。这就是为什么后来在抗日战争当中，先是苏联支援中国大量的飞机，还派出它的航空队过来帮助中国作战，在后期美国的飞虎队带着飞机也过来，就是因为你自己不能造，空军非常弱小。你没有这个整机生产能力，零部件也没有，这就是是航空工业的差距。

　　在抗战爆发的时候，当时民国空军能够投入作战的飞机，只有200余架，能执行任务的飞行员只有600多人。可是日本呢？每年生产飞机是1500多架。战略后期进入极限动员以后，日本每年能生产飞机一万到两万架。当中日进入全面交战以后，日本的海陆军航空兵总共有飞机2700架。它还有舰载飞机，大量的舰载飞机。陆军战斗力差距就更大了。从人口上看，当时我国是四亿多人。熟悉战争史的读者都知道，自从拿破仑战争以后，各国实行的都是平时少养兵，节省经费，多储备预备役的兵力。当时中国正好相反。平时养兵，民国的时候养兵170万，四亿多人的一个国家，养兵170万。当时国民党的现役的步兵是182个师，还有46个独立旅，骑兵9个师，加上还有6个独立旅、炮兵4个旅等等。当时中国的预备役，只有150万人。以当时中国人口数量这么大，可是只有这么少的预备役的部队，说明动员能力非常差。

　　那我们再看日本，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日本的人口为九千万，日本把它统计的是多少人呢？大概是9000万人左右，日本当时养的常备军38万人，变成17个常备师团，　4个混成旅团、4个骑兵旅团，还有5个野战重炮兵旅团、3个战车联队、16个飞行联队，还有一些守备部队等等。

　　日本有一个规定，就是凡是17岁到40岁之间的男子必须服兵役，也就是说战争一旦发生，它可以动员的参战的兵力达到一千万人。其中受过军事训练，可以迅速形成战斗力的人，最后达到将近450万。它前面28万人，到最后侵华战争爆发的时候，迅速补充了几百万人。日本，当时的军事动员体系，已经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效率极高。日本可以利用朝鲜到华北的铁路网，而且它掌握了太平洋，特别是西太平洋的海军优势，把兵员运到中国，运到朝鲜，很快就能输送到中国的腹地。

　　当时有一个统计，就是它从朝鲜每星期可以运两到三个师，从朝鲜运到满洲，每星期运两个师。在华北战场，日军可在开战的八到十天，由本土直接运来两到三个师团。在沿海战场，日军第一梯队用两到三个师的投入，就要一个星期。而后呢，再续加同样的兵力，八至十天，非常快。

　　一个中国将领曾对日本有这样一个判断，事实上在后来的战场发展中，就是这个样子。它的动员能力甚至还超出了中国政府的预见。再就是在兵员的训练上，同样中国和日本的军队存在非常大的差距。当时中国的士兵大多数都是文盲，黄仁宇写过《万历十五年》，他在抗战的时候，当排长，据他的记录，他就发现了基层的军官，连点名的花名册都点不了，不认识字。平时就更谈不上研究战术了，打仗全凭血气之勇，凭冷兵器时代那种动员，那种激励士气的方法。进攻的时候呢，以密集的队形蜂拥蚁附，像蚂蚁、像蜜蜂一样。可是一旦失败，就各自逃散，完全没有战术。单就射击训练来看，当时一发子弹的价值，在中国相当于7斤半大米，或者是35个鸡蛋。所以平时，由于这个东西如此昂贵，军队在训练当中，舍不得打子弹，一发子弹射出，七斤半大米就没有了，只能是空枪射击，这就导致后来军事训练素质非常低下，枪法不准，在战场上就体现出来了。

　　当时条件最好的中央军，装备最好，也不过是每个兵配发15发子弹，做实弹射击。而打起仗来以后呢，每个兵只能配发20发子弹。可是日军，《步兵操典》规定，新兵入伍后，每月用于实弹射击的子弹，步枪不能低于150发，机枪不得低于300发，结果就是日军每个中队都有三分之一步枪兵可以达到优秀射手的水平。中国军队和日军作战，他的枪法非常好，加上步枪的性能也好，在对战当中，中国军就非常吃亏。至于火力差距就更大了，“卢沟桥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国全国75毫米以上的火炮，只有800多门，全国只有这么多，而其中的重炮只有48门，你想中国军队，整个火力连日本军队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与日本在工业生产能力和经济实力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大。初期抗战刚一爆发，就丢掉了现代工厂的94%，上海、沿海这一带全都丢掉了，发电量的96%。到1939年，当时的中国政府，控制区每年产铁量只有1200吨，到1944年，也不过有一万吨产铁量。而美国当年的钢铁产量，在1880年就达到了110万吨，1890年为430万吨。在中国抗战前，美国的钢铁产量已突破了千万吨的大关。战前只有15%的中国民众生活还算是过得去，整个中国的民众的70%，一半是处于半饥半饱，一半是常年挣扎在赤贫线上，根本就吃不饱、穿不暖。战争一起，中国又发生恶性通货膨胀，很多的工厂又被摧毁，工业体被摧毁，导致中国物价飞涨。1944年的物价是1937年的500倍，七年当中通货膨胀率达到了500倍。当时有个说法，就是民国期间曾有过黄金十年，有很小数量的中产阶级出现。但战争一打，很快让这些中国已经萌芽的中产阶级全部归于消灭，这么高的通货膨胀率，不可能存在。中国也还有富裕阶层，只是个别的，像官僚垄断集团，就是四大家族。

　　(4)1944年10月，美国顾问魏德迈来华，就发现中国士兵普遍营养不良，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甚至连行军都感到困难。这就是落后的代价。而这个落后还只是和日军的比较。如果和世界最先进的军事力量相比，差距更大。而当时的日本，虽然海军比较先进，但其陆军却并不先进，只能在东亚称雄。如果与苏、美、德等国相比，甚至连一战的水准都没有达到。

　　由于日本没有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洲陆战，导致日本对这一次内燃机革命体会也不太深刻，它只是工业基础在进一步奠定以后，跟上来了。实际在军事上的发展，海军跟上来，陆军没跟上来。对付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和八路军的军队还可以，因为你有炮兵，中国军队没有。但是一遇到苏联和美国这样的对手，日本在军事水平落后马上就表现出来了。1939年日军和苏军在诺门坎这个地方发生冲突，这个时候日本发现它火炮的射程全面落后于对手。苏军的火炮可以轻而易举打到日军阵地上，而日军的火炮没有办法还击。后来就导致整个战争惨不忍睹，可以说整个陆军被苏联的机械化打得落花流水，这也就改变了日本陆军的战略走向，　

　　日军在机械化方面，也是全面落伍的。它的野战炮兵，基本上还都是用骡马牵引，西方至少还有自行火炮，而日本的步兵还是依靠徒步行军。我们再看德国，德国军队和当时的苏联军队，包括美国军队，都是摩托化行进。战术日本也是非常落后的，它的坦克也把它定义为支援步兵，它的坦克甲板非常薄，坦克又小。它有一种97式的战车，全重只有13吨。日本还迷信夜战，叫白刃格斗，动不动跟人家拼刺刀，却忽视单兵武器射击的速度，所以它没有冲锋枪，不装备冲锋枪，也不装备半自动步枪，非常少，突击步枪也非常少。而美军就不是，它在战争爆发后，普遍装备了加兰德半自动步枪。日军的步枪每打出一发子弹，就要手动把枪栓拉开以后，再把弹壳退出来，然后再装另一发子弹。在太平洋战争当中，就吃了大亏。日本士兵每打出一枪，美军可以打出八枪。在实际当中，相当于美国具有了日本八倍以上的火力。日军尚且如此，而中国的军队的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

　　由于中国连续失去了两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机遇，以至于抗日战争，乃至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中国军队，只能是以农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对抗工业时代的生产力和战斗力。而不得不承受战场上人员惨重的损失。当然，这两场战争中国都取得了胜利，这种胜利主要是精神的胜利、信仰的胜利、民族团结的胜利和东方智慧的胜利，而不是凭借我们自己强大的工业力量和技术力量，而不是直接的物质上的军事实力。

　　因为历史的欠账，一再错失社会变革和军事变革的机遇，在清朝付出累累白银和山河破碎的代价之后，为了保家卫国，中国人民又付出了累累的白骨。这是我们永远应该铭记的教训。

　　(5)如果说在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迫不得已，只能在自己的国土上保家卫国。那么，随着战争形态的变革，传统的以占领土地、直接掠夺资源为目的的战争，已经逐渐变为以摧毁国家经济、战略设施和未来发展潜力的战争，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战争样式。

　　在这样一个战争样式中，谁的国土成为战场，谁在开战以前就已经失败了。为什么呢？因为对进攻者而言，即使这个战争打不赢，比如说像美国，打这个越南战争，它打不赢它不过就是走吧，放弃了，放弃对敌手的打击。那么对于防御者，你即使打跑了对手，你赢得的也不过是一个废墟。就像现在我们看到的伊拉克战争，人们都说美国打了消耗战，在伊拉克没有打赢，美国付出多么多么大的代价，但你要想想他们伊拉克、阿富汗付出什么样的代价，打不赢顶多是损失一些装备、浪费一些钱，损失一些人员，但你的国家呢，你的山河破碎了。

　　所以我们以赶走日本人为胜利，代价是我们的山河破碎。我觉得在军事观念上，绝不能再以这个为胜利标准，绝不能说敌人来了以后，入侵了我们的国土，我把你打跑，那不是战争的标准。我记得中国一位伟人说过，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把敌人消灭在他的出发地，而不是满足于把他打跑。你入侵了我，我一定要把战争打到你的国土去，要你也付出相应的代价。甚至你在威胁我的时候，我可以先你打击，不能让我们自己的国土成为战场。如果我们还停留在原来的战争概念上，总是想着别人什么时候打我们，打完以后我们再把他打跑，我认为这是非常愚蠢的。你要是有这样的想法，别人打你一次把你打烂了你再建，满足于这种胜利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在这样的胜利当中，走向国家的衰败。

　　如何创造性地发展国家的武装力量，如何有效地保障国家的安全，如何开拓国家利益，就成为了新的时代课题。我们首先应该在思想、思维方法上完成我们的革新，对世界军事发展史，对中国军事发展史，作一些基本的梳理，对我们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展开系统的反思，找到其中的规律，总结经验教训，以服务于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新军事变革。然后再发现未来适应新军事变革的规律，或者迎头赶上，或者切半径赶上，那样我们才能够一直走在世界军事的前列，这才是国家安全的根本之道。而不是等别人战争打来了以后，我们再把他打赢，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这个地方，我认为是舍本从末。谢谢大家，下周再见。



《近代中国强军梦》之四：核武器革命的成功者



     上一讲主要讲的是机械化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工业化总体战的迅速发展。在这两次战争中，欧洲国家，后来美国也参与了。工业化的国家发现，一个国家的工业力量能够直接影响到战争的胜负。参加两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国家，特别是有实力的国家都想到了能不能研制一种新式武器，直接把对方的工业体系进行毁灭性的破坏，让它一举失去战争的力量。实际上它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已经在进行了这样的尝试，比如英美空军就对德国的工业区进行了连续的战略轰炸。后来美国的空中力量对日本的城市也进行了连续的轰炸，而把他们的战斗部队放在比较次要的位置上。他们希望通过对德国和日本的战略轰炸，毁灭它的工业力量，釜底抽薪，让它的军事战斗力削弱，然后再使用自己的兵团进行大规模的压制、歼灭，这是英美国家的主要指导思想。应该说战略轰炸对于它们取得最后胜利还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并没有像它们希望的那样，就是仅仅通过大规模的轰炸就让对方战争的意志受到削弱。我们可以看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的照片，很多德国的城市炸成一片废墟，但是德国并没因此投降。直到后来苏联红军攻到柏林城下，英美的军队也兵临城下，最后还是通过大规模的大兵团作战，把它的军队直接消灭，德国才投降。

　　而对日本，通过飞机的轰炸，包括后来使用燃烧弹，把大量木质的建筑，因为日本的很多城市都是木头制的房子，他们这个国家的地震比较多，通过燃烧弹把它们全部烧掉，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不投降。特别到战争的后期，各国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生产出一种超级武器，一下子把对方的工业实力给它干掉？在这个时候，德国、日本、美国最先开始了核武器的研究。这个时候，核武器在理论上已经得到了验证，在二战后期，德国弹道导弹“V－1”、“V－2”雏形就已经出现了，美国也出现了重型轰炸机“B－29”，运载工具已经有了，如何造出一个大型的超级炸弹，是各国战略层都在思考的问题。

　　（1）在当时的背景下，如何获得一种新式武器，对敌方的工业中心进行彻底的毁灭性轰炸，就成了大势所趋的追求。这就要求有一种超级炸弹，能够在极大的范围内进行彻底的破坏。二战期间，为了轰炸德国的潜艇基地和生产中心，盟军已经生产了几款巨型常规炸弹，但效果并不理想。而当时绝大多数国家的空军将领都不清楚的是，真正的变革已经发生，这次变革的地点，就在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拉莫哥多沙漠中。

　　这个时候有一批德国的科学家，最著名的是爱因斯坦，由于德国排斥犹太人，就跑到了美国，随即就投入了美国的 “曼哈顿工程”计划，实际上就是核武器的研制计划。美国一边研制核武器，同时英美又通过它们的空军、通过他们的特种部队去破坏德国的研制计划、破坏日本的研制计划，双方开始进行核武器的竞赛。当时大家还没有核武器的概念，就是想研制一种巨型的超级炸弹，尽快地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7月16日，三方竞赛的结果已见分晓，美国首先在他们的沙漠中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这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颗原子弹。

　　到了8月7号，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广播声明，这个声明让全世界震惊，他说“16个小时前，一架美国飞机在日本的重要基地广岛投下了一颗炸弹。它不是一颗普通的炸弹，它的威力超过了2 万吨TNT 。他说，有了这颗炸弹，将彻底摧毁日本的战争能力。日本政府只有接受7月26日的“波茨坦宣言”，否则，遭到彻底灭亡的只能是日本人民。


　　8月8 日，苏联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当时美国担心苏军参战，日本会被迅速打败，苏军可能会抢在美军前头登陆日本。苏军参战的第二天，8月9号，美国又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这个原子弹投下去，两万多人迅速消失。因为长崎这个城市四面环山，都是山区，影响了原子弹威力的发挥，不然死的不会只是两万人。

　　第二颗原子弹下去以后，日本的战争意志算是被基本摧毁了。中国军民的长期抵抗已经让日本的军力捉襟见肘，已经让日本的国力难以承担。苏联的参战、美国超级武器的出现，这一切都构成了摧毁日本战争意志的力量。

　　8 月15日上午11点，日本天皇终于向全体日本国民讲话，日本叫“鹤鸣”，他宣布帝国接受“联合宣言”的条款。这两个原子弹的威力，当时也就在2万吨黄色炸药这样一个级别，在今天看已经属于非常小级别的核武器了。可在当时，炸弹的威力已经超过最大常规炸弹的一千倍。

　　（2）两座日本城市的瞬间被毁，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通过将核武器与战略轰炸机的结合，一架轰炸机一次轰炸的效能，超越了以往数千架次同类飞机的常规轰炸效果。而且，核武器的威力还在不断提升。不仅原子弹的当量越来越大，后来又出现了威力更加巨大的氢弹。由于威力过大，反而消解了核武器在进攻作战中的实用价值。因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连战果都不存在了，战争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这一年，公元1945年，成了一个里程碑式的年头。透过原子弹翻滚的蘑菇云，美国看到了什么呢？美国看到：借助这种威力空前的终极性武器，“最后的武器”，当时很多人就把这种武器叫做“最后的武器”，不会再有武器超过原子弹了，通过这种武器，一个国家可以在几天内征服另一个非常强大但在思想上毫无准备的国家。在目前道德进步远不及技术进步快的情况下，世界的命运最后会被这种武器所决定。

　　美国从原子弹轰炸日本当中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刚刚从机械化战争的战争碎片中钻出来的军人和政治家，他们立即就明白了他们正站在一场什么样的新的战争底下。也就是仅仅几天以前，大家看到的还是漫天飞机狂风暴雨似的轰炸和坦克排山倒海向前推进的场面，可就在原子弹投下的一瞬间变成了历史。对于强大的一方，你拥有核武器实际上意味着你拥有了直达战争胜利的这样一条捷径。但对于弱者呢，拥有核武器等于你拥有了一张确保最低安全感的一张“王牌”。

　　这样的一种价值对于政治家是没有办法法拒绝的。所以核武器，就让人们爱恨交加，既着迷又恐惧，成了这么一个美丽的魔鬼，在它被人类黑色的欲望释放的瞬间，就注定它永远不会再回到原来魔鬼的盒子里面了。你已经爆炸了，你再想让各国不研制这个东西，或者停留在原来这个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就在1945年8月6日，美国投下原子弹两个小时以后，斯大林就向负责苏联作战轰炸计划的负责人发出指令，他说：“同志，对你有个简单的要求，尽快为我们提供原子弹。你知道，广岛的轰炸已震撼了世界，均势已被打破”。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命令，一场新的军备竞赛展开了。

　　1949年8月29日，苏联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1954年3月1日，美国的氢弹试验成功，其爆炸力相当于千万吨级的TNT，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500倍；

　　1961年苏联的绝密试验室，试爆了一枚1亿吨当量的超级氢弹，比广岛原子弹的爆炸威力整整大了5千倍！

　　除了原子弹，双方还在运载工具上展开竞赛。

　　1960年，美国拥有约1700架战略轰炸机，苏联拥有1000架中程轰炸机和约150架战略轰炸机。然后双方又展开洲际导弹、核潜艇竞赛，最后一直又到了太空竞赛、星球大战等等，也就是核壁垒越来越高。双方都具有不仅将对方同时也将地球毁灭几十次的能力。

　　核竞赛，直接导致了世界政治中冷战格局的形成，这就是著名的冷战。一直长达半个多世纪，大国外交的核心始终是围绕这个“核”。核声明、核条约、核联盟、核危机、核妥协、核密谋。有时候剑拔弩张，有时候又化险为夷。1962年的导弹危机，实际上最核心的问题还是核武器。有时候双方为了一个目标，还进行过一定程度的合作。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核这个东西始终是美苏博弈当中的一个最核心的关键词。

　　实际上世界和平一直处于双方核竞赛的噩梦中。著名的罗马俱乐部因为有感于这种恐怖局面的出现，这种恐怖局面的想象，发布一个报告，叫《核冬天》。他说，在地球上拥有核武器的这些国家，一旦发生核战争，它产生的烟尘将会把太阳遮盖五十年，将不会有一丝阳光透到地球上，包括人类在内的一切地球生物就可能毁灭。可以想象当初核武器的出现对人类造成了多大的影响。

　　（3）对于刚刚结束抗日战争的中国而言，对核武器的价值，有着迫切的期盼。于是，能否在核武器革命这个问题上，取得决定性突破，就成了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一个时代课题。自明清以来，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错失军事变革机遇的中国，这一次能否实现后发式的反超，不能不说让人拭目以待。

　　1964年10月16日14点59分，一朵蘑菇云在中国的沙漠里升起来了，中国的核试验成功了！　　　

　　以中国核武器的出现为标志，世界现代史的走向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发生了重大的转折，一百多年来，一直被列强忽略的中国因素至此浮上了大国博弈的台面，两个超级大国再也不能将整个人类作为人质任意地敲诈全世界了。

　　新中国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呢？二战结束的时候，中国还是一个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家，像坦克、大口径火炮、各式军舰都不能生产，也就是工业化的军事产品都不能造，连重型的卡车，甚至更轻一点的自行车也不能造，也要进口。但是物质的落后没有阻滞思想的前行。当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相继爆响以后，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就产生了向美国学习核技术的想法。

　　当时的中国领导人蒋介石不以为然，他认为这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直到当时中国战区的美军参谋长魏德迈和当时的国民党政府的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说，美国政府可以接受中国学者学习核技术。魏德迈这么一说，蒋介石这才觉得原来有这么一种可能，于是蒋介石就派出陈诚和俞大维出面，约见吴大猷、华罗庚、曾昭抡等几位科学家，决定以十万美元启动中国的核计划，并决定先派出华罗庚、朱光亚、李政道等学者，以公费留学生的身份去美国学习相关技术。这就是在1945年左右，美国两颗原子弹爆响以后，抗日战争结束前后，中国最先萌生的想法。

　　他派出的这些人到了美国之后，才发现美国把核武器及相关技术列为最高机密，连美国当时最亲密的盟友英国也不能接近，更不可能把这个技术转让给中国。随后，中国国内的形势发生了逆转，蒋介石政府一路败退到了台湾。内战起来了，解放战争开始了，蒋介石被打败了，因此民国时期的核武器计划就和它的航空母舰计划一样胎死腹中。创造中国历史奇迹的这个重任就要由一批真正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们来完成了。

　　1949年8月，秘密访问苏联的刘少奇提出要参观苏联核设施。对此，斯大林没有批准，只是请中国代表团看了有关核试验的一个纪录片。并且暗示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提供核保护就可以了。两个月以后，新中国正式成立。当时的新中国承接的是一个长期积贫积弱、一穷二白的烂摊子。虽然有五六百万的大军，但几乎都是装备着杂牌轻型武器的步兵，国防压力非常严峻。事实上这时候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这么一种战略性的武器，但是国力不行。　　

　　1952年底，以著名的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当时苏联依然没有让中国的代表看到他们真正有用的东西。可以看到当时苏联对中国的戒备和美国对英国的戒备是一样的，尽管双方政治关系非常良好，但是这个技术非常绝密。苏方对技术的垄断，加上中国当时有限的国力，使得新中国把第一个五年计划中的核武器计划给取消了。

　　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依然是不希望中国开发核武器。当时双方围绕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多轮的谈判。苏联的态度来回摇摆，一会儿说支持，一会儿说不支持。最终还是在1960年7月份，苏联撕毁了双方签署的协议，其中有一些是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的，这些协议全部被撕毁，专家也全部被撤走。

　　（4）似乎自晚清以来的厄运又将降临。中国将再一次失去军事变革的机会。但是，就在美苏两国分别对海峡两岸关闭核武器大门的同时，一个历史性的机遇，也降临在了中国人的头上。正如孙子兵法中有“置之死地而后生，投之亡地而后存”的记载一样，当失去了所有的外部援助后，无法买来，也无法学来的时候，中国的决策者、军人和知识分子，反而第一次有了机会向世界证明中国的原创能力。于是，也就有了接下来发生的奇迹。

　　就在这样一种状态下，中国开始了研发核武器的历程。1964年，在中国历史上，形势格外严峻，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另外，外部与美国、苏联、印度等大国关系都非常紧张，就是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中国咬紧牙关爆响了原子弹，非常非常不容易。当时的新闻报道说：人们激动万分，他们知道祖国有了原子弹，这块历经沧桑的领土上再不会有八国联军入侵、“九一八”和南京大屠杀。当时住在美国的李宗仁说，　“西方人终于将我们视为一个智慧的民族”，他由此下定回归祖国的决心。一位在西欧开饭馆的华侨说，他说以前邻居经常将垃圾扫到他的门前，以示对黄种人的轻蔑。中国爆炸原子弹的消息传来后，他的门前再没有人来堆放垃圾了，警察也向他道贺：　“您有这样的祖国，以后不会有人再找您的麻烦了！” 可想核武器的出现在国内外各个领域造成的巨大影响。　　　

　　曾担任过肯尼迪顾问的罗斯回忆说：“中国将拥有核武器的消息把大家吓坏了”。肯尼迪也说：“60年代最大的事件，也许是中国试爆核武器”。1963年7月，美国特使哈里曼去莫斯科，因为他们已经得到了消息，知道中国即将试验核武器。尽管双方正处在冷战的对峙当中，美国特使带去了肯尼迪致苏联的一封信，也就是双方要联合对付中国的核武器计划。美国的计划是什么呢？就是，一架美国的轰炸机和一架苏联的轰炸机，一起飞到罗布泊的上空各自投下一枚炸弹，其中一枚是核弹。而美国单独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行动计划，是准备对罗布泊试验场等地实施公开的常规空中轰炸或者秘密的地面袭击，或者是空投特种兵进行破坏。就在那一段时间里，中国神秘的地空导弹部队连续击落替美国执行战略侦察任务的蒋军　“U－2”侦察机。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事件的背后隐藏着美国对中国浓重的“核兴趣”，就是在关注中国核计划的发展，并且通过各种打击手段破坏中国核武器的计划。

　　外交层面上，两个超级大国为中国量身定做了一个“核紧箍咒”，从外交上也要限制中国发展核武器。美苏之间互相竞争，但在遏制中国核武器发展上，他又有一致的目标。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在莫斯科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猛一看，好象这是1962年古巴核危机后美苏缓和关系的迹象，其实是双方为共同绞杀中国核计划而进行的密谋。1963年1月22日，肯尼迪在国家安全会议上就毫不隐讳地说，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的重点就是对付中国。

　　（5）1955年，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解放了一江山岛和大陈岛时，美国国会又正式通过授权，总统可以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根据这一授权，美国军方研究制定了用原子弹攻击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多种方案。急迫的战争压力，驱使中国必须造出自己的核武器，跨跃式追赶上这次军事变革。

　　让美国和苏联措手不及的是，中国的核试验以超出它们预想的勇气，在中国自己预想的时间内爆炸成功了。这个时候处于狂喜状态当中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中国核试验的成功，不仅仅是把自己从沉重的核压力下解放出来，其实还有着大得多的“世界意义”，那就是超级大国的核垄断被打破了，脆弱的世界和平，从此多了一极支撑的力量。这个时候中国被世界称为中美苏大三角，三角形是具有稳定性的，这样一个几何原理在国际政治领域当中得到了证明。美苏争霸的世界政治两极格局被三极格局所取代。这个时候中国是一个既“反帝”又“反修”的国家，是一个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第三世界国家，谁都不愿意把中国推到对方的怀抱里。因此整个冷战实际上是由于中国核武器的出现而发生了很大的逆转，整个形势变了。

　　美、苏及其各自率领的阵营，面对新的第三方力量的突然崛起，不得不开始对它们的战略思维进行全面的调整。二十四年后，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而这个“影响”，不仅为以后的中国重返联合国埋下了伏笔，也为世界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走向全面的缓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正是因为有了核武器，有了以“两弹一星”为基础的影响，这样一种大国的影响，由军事到政治地位的波及的影响，使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八年后，在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爆炸的八年后踏上了中国国土。还是这个影响，苏联最后一任总统，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来到中国寻求和解。

　　中国最早看到了核战争的“心理”本质，美国向广岛投掷原子弹的一个星期后，毛泽东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议上就谈起原子弹。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毛泽东的高瞻远瞩，他对战争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毛泽东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其实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我们再想一想当初日本天皇面对美国原子弹轰炸的时候，是什么样一种失魂落魄，我们再看一看毛泽东对于原子弹又是怎样的气宇轩昂！

　　毛泽东曾经把原子弹比喻成一个“大炮仗”，放的一个爆竹，说“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那就要早响！早一点吓人，早一点响”。第一次核试验刚一成功，中国马上宣布：任何情况下绝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绝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当时在所有拥有核的国家当中，只有中国一家做出了这样的承诺，这就是一种自信。到目前为止中国也是唯一的一家宣布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的国家。这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信念，更是一种包含极大勇气的战略智慧。

　　邓小平也说过，他说：“我们还是要发展一点，但怎么发展，都是有限的。”就是我们不会让核武器牵扯我们太大的国力，另外也是看透了核武器的作用就是在心理层面上。

　　再看看苏联和美国它们双方造了多少核武器。据俄罗斯《红星报》统计，自1945年起，美国，当然这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统计，美国总共生产了7万个弹头；苏联从1949年起总共生产了5500个弹头，300艘核潜艇。而美国和苏联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这么多核武器发挥什么作用了呢？冷战结束了，冷战的结束并不是用核武器把它打赢的，反而是它们在竞赛当中各自都把巨额的国民财富变成了导弹，变成了不能吃也不能用的核武器，变成洲际导弹、变成核潜艇等等。

　　（6）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朝鲜战争，一百多年，这近代的一百多年中国军队无一不是在巨大的武器代差的情况下作战。但是，在世界跨越机械化战争时代，进入核战争时代不到20年，一穷二白的新中国就赶上来了，这也是500年来，中国唯一一次迅速赶上世界军事革命的步伐。

　　今天，中国已建立起了一支精干的，有各类核弹、各类弹道导弹齐全的三位一体的战略核力量体系。中国的“核胜利”是一个进行式，并不是我们建完了就不管了，它为今天的中国赢得尊严和安宁，也为今天的中国再一次赶上世界新军事革命的进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为今天的中国军队进行跨越式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高起点。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在提升国际地位和为国家铸就一把战略反击利剑的同时，也带动了中国整个核工业和相关行业的飞速发展。

　　中国第一枚原子弹的先进程度、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过渡时间、以及从核试验到实用核武器的时间，都创造了世界核武器发展史上的记录。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历程，真正值得世界永远铭记，是激扬的，它留下了一种精神——我们今天称之为　“两弹一星”精神。它不仅给我们国家提供了一种先进的武器体系，赶上了世界新军事革命，更重要的是给我们民族留下了一个“两弹一星”精神，这种精神是一个民族奋进不息的引擎。　　　

　　今天回头看过去，当时中国为什么能够创造这样的奇迹，独立开发出核武器，是以下三个因素合力的结果：

　　首先，是知识的原创力量。

　　尽管美国的核垄断，导致了国民政府开发核武器计划的失败。但是，被派往美国的中国知识分子却没有认输。而是转向更基础的核物理知识的学习。本来是要学习人家的计划和武器制造的直接过程，这个时候转向了对核物理知识的学习，以及对核武器和火箭运输技术的学习。新中国建立后，这些学者又突破了狭隘的国内政治对立意识，决定放弃他们在国际学术界的前程，投奔新中国，为中国核武器发展和火箭运载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就是决策层的眼光和魄力。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主要是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从战略全局的角度来审视作为独立武器的原子弹。毛泽东对外宣传我们不怕这个东西，但是我们又要有，这就是辩证法。首先你不害怕，你就有了抵消对方核讹诈的心理基础，你没有的时候你心理要强大，当你拥有的时候你心理就更加强大，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朝鲜战争爆发以后，由于战略对手的变化，毛泽东开始转向从实战型这个角度来考虑了。对于中国原子弹的发展进程，毛泽东在1958年说十年完全可能。实际上发展进程都比原来的计划大大地提前。正是在这样一个外援断绝、强敌压境的环境下，中国的科研工作者进行了一场自强不息的绝地反击。

　　最后请大家看看这一串数字。

　　1967年6月份，中国爆炸了第一颗氢弹；

　　七十年代，中国又掌握了中子弹技术，成为当时世界上四个掌握中子弹技术的国家之一；

　　在此之前的1960年，伴随着核武器研制的进程，1960年的“东风1号”地对地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东风2号”中程导弹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27日，中国第一枚装载核弹头的导弹爆炸成功；

　　1967年5月，“东风3号”弹道导弹发射成功；

　　1970年第一枚两级中远程导弹“东风4号”发射成功；

　　1971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试航；

　　1974年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正式装备中国海军；

　　1980年5月18日，中国第一枚洲际弹道导弹“东风5号”发射成功，成为继美、苏之后第三个拥有洲际导弹技术的国家；

　　1981年4月，中国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下水；

　　1983年，中国第一艘弹道核潜艇交付海军；

　　到这个时候，中国不仅拥有了完整的核武库，而且除战略轰炸机以外，我们已经掌握了完整的导弹运载技术。

　　这既是中国人自强不息的象征，也是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中国军队第一次终于抓住了世界军事变革的重大战略机遇，并且迅速赶上，避免了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个悲剧继续上演。

　　在漫长的危险的冷战时代，如果没有核武库，中国的安全环境将不堪设想。为了赶上这一次新军事革命，毛泽东作为举世无双的大战略家，进行了高超的战略运筹。一边是中国在追赶新军事革命，研制自己的核武器体系，同时中国也在国际战略上，在全世界范围内支持民族解放运动。

　　中国利用美苏冷战对峙的有限空间和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不到十年时间，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争分夺秒完成了中国核武器体系的构建，赶上了世界新军事革命的步伐。

　　谢谢大家。


作者简介：

著名军事专家　

　　2010年中国互联网九大风云人物之一　

　　主要研究军事战略和国家安全问题

　　主要代表作有《大空战》、《海图腾》

　　《C形包围》、《盛世狼烟》等

　　富国强军是历朝历代的梦想，五百年来中国做过怎样的强军梦？

　　为什么说落后就要挨打？为什么说最可怕的是战略思维的落伍？

　　机遇与厄运共存，近代六次军事变革为何总是与我们擦肩而过？

　　为什么说大明昏庸不“明”，为什么说大清方向不“清”；

　　“海权加火器革命”时代，谁在最后蹒跚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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